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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漢藏佛學研究」
                                                                                                                談錫永

        去年夏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沈衞榮教授來訪,邀請筆者擔當他們的學術顧問,他說,學院名為「國學」,但研究範圍卻包括「漢藏佛學」,近數十年,國際間只有筆者在這範圍內孜孜不倦,因此堪當顧問。
        於是便談起事情的端末。
        於2005年初,季羨林和馮其庸兩位老教授,聯名寫信給中央,說明研究西域民族文化的重要。敦煌文書以及內蒙古黑水城發現的文書,都是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亦是漢族與西域各族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可是如今卻缺乏人材去研究。目前能通西域語文的學者已少,粟特文、西夏文、吐火羅文、以至滿文等,只有少數學者通曉,但卻有後繼無人之虞。
        在這些文書中,不少與漢藏佛學有關。在唐代時的敦煌、在宋代時的西夏黑水城,都是西域通向中原的重鎮,商旅雲集,漢地僧人以及西域各國僧人亦便於此兩個地方傳法,由是留下了不少各種文字的文書,當中又以漢文與藏文為主。這些文書,有不少內容可以見到,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在此交流,由是從印度傳來的佛學,在西域綻出奇葩,然後又反哺漢地與藏地。
        可是,國際佛學研究的趨勢,卻忽視了這點,因此便只有印藏佛學研究成為熱門,似乎漢傳與藏傳佛教漠不相關。如今面對黑水城及其其他西夏故地出土的大量漢、西夏和藏文文書,如果還不急起直追,培訓人材,將來便恐怕難於措手。
        據說,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央領導看到兩位老教授的來書,立即批示予以支持,於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專門成立了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和國學院首任院長馮其庸先生更提出「大國學」的觀點,認為除了傳統的經史子集之外,還應該包容佛學,以及西域各少數民族的語言與歷史。如此說來,將漢傳與藏傳佛學結合起來研究,符合唐宋兩代歷史的真實,是故應該包容在「大國學」範疇之內。
        沈衞榮教授說,他邀請筆者當學術顧問,是希望筆者能給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內有志於漢藏佛學研究的學生們開設有關漢藏佛學的課程,並為一些年青學者的研究論文把關。因此,希望筆者能擔任兩套叢書、一本年刊的顧問工作。
        既然事關重大,筆者當時一口便答應下來。

        去年秋天,筆者訪問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並作了兩次講學,講學後反應甚佳,散會後一眾年青學者圍著筆者,提出許多問題,於是筆者邀他們到居停之處座談。
        一開座談之端,不得了,連續三晚都人頭湧湧。第三晚,一位名教授提出,要筆者開設課程在中國人民大學講學,當場北京大學、民族大學、首都師範大學都表示會參加。筆者考慮自己年事已老,同時還有翻譯、著作計劃進行,是故婉拒,誰知多位教授慷慨陳詞,認為筆者非開課不可,因為西域佛學文書不但關乎學理,而且還關乎密法修習,這方面,唯有筆者可以指導,因為筆者已修密四十餘年。一位教授於發言時竟然落淚,隨着有些學生亦嗚咽起來,在此情勢下,筆者唯有硬着頭皮答應。
        於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随後便籌備成立一個「漢藏佛學研究中心」,由兩個機構合辦,一是人大國學院自己、另一個則是筆者臨時組織起來的「北美漢藏佛學研究會」,有二十多名國際佛學學者參加,當中只沒有法國學者,因為筆者沒有法國朋友。這一計劃也得到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支持,這是國內一藏學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
        這個研究中心,由筆者主理講學。為免波奔勞碌,人大校方一個星期便批出一條視像專線,讓筆者可以安坐圖麟都(Toronto)給北京學者講學。事情實在進行得太快。

        今年六月,「漢藏佛學研究中心」官式開幕,筆者自然非出席不可。行前,浙江大學已表示希望跟筆者見面,於是一到北京報到,便立刻飛赴杭州。
        浙大表示,目前國內佛學教學人材不足,希望筆者可以替他們開課培養,並希望筆者先講學一次,看看反應。筆者一時好事,而且還吃了人家一頓樓外樓的盛宴,東坡肉、西湖醋魚甚合口味,於是答應講學。
        他們說,由於學生正在考試,所以聽眾可能不多,希望有四五十人。及至臨場,嚇他們一跳,已有近百人在座,接着,人流不斷湧至,聽眾自己找椅子坐滿通道,還敞開大門,讓人可以坐在門外。
        筆者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小時,答問一小時,全程三個多小時無一人退席,主辦者認為難得。筆者認為,這只是由於國內太少人講漢藏佛學,有人講,便有吸引力。
        浙大於是要求筆者開三個課程,一個教學生;一個教教師,理由是教師開佛學課程最容易;一個教企業家,理由是如今的企業家很重視文化,更重視佛學。
        筆者原則上答應,每年為期四個月,期間筆者亦往北京。筆者其實亦想乘機享受一下江南山水、蘇杭美食。

        六月二十二日,漢藏佛學研究中心正式開幕,一望會場,主席台排列十餘個名字牌,除學者外,最低官銜是中央局長級,部級官員甚多,筆者的名字排在中央,頗為尊師重道。
        主席台右面最後一位是西北民族大學新任校長、左面最後一位是原成都軍區副政委。正是他們兩位,分別約筆者吃飯,筆者晚飯約滿,只能吃頓中飯。
        西北民族大學約吃四川菜,由藏學名學者王堯教授點菜,十分地道。他們邀請筆者到民族大學講一次西藏佛學,同時邀請筆者當他們十大本西藏圖像集的學術顧問,在手印與坐姿的表義上提供意見。
        成都軍區政委請吃江南菜,政委自己點菜,亦十分合筆者胃口,他請筆者往峨嵋山及昆明溫泉小住,但看樣子,下次筆者回大陸,還得去一趟四川。

        看起來,中國各方面對西藏問題都十分重視,尤其重視西藏文化。
        唐和唐以前,西藏稱為吐蕃,通過西域吸收漢地文化,連驛站的設施都仿效中原,官設「尚論」一職,則仿效監察御史制度,權力居百僚之上。
        到了唐代,吐蕃國力強盛,曾一度自行佔領西域的重要城市沙州(敦煌),並且以武力威脅唐朝。唐君主不斷採取和親政策,遠因可能是因為於滅高麗後,薛仁貴於高宗咸亨元年(西元670年)伐吐蕃,大敗而回,由是怯於與吐蕃爭戰。武則天不信邪,於證聖元年(695年)曾伐吐蕃,又不克,從此即不敢對吐蕃用兵,但吐蕃卻頻頻入寇,且跟回紇人聯手,是故唯有和親。
        唐貞觀年間(627-649年),許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其後唐中宗景龍元年(707年),又許以金城公主嫁之,景龍四年下嫁。兩位公主的先後和親,給吐蕃帶來了漢土的醫藥、農業、術數、建築等種種文化,尤其重要的,是將佛教輸入到吐蕃,為其後印傳佛教入藏打下了基礎。
        然而終唐之世,吐蕃勢強,故與唐朝戰爭不斷,其後藉金城公主之力,始建立「舅甥聯盟」,於赤嶺立碑為記,此後雖有反覆,但大勢和好。
        宋代時,吐蕃勢弱,於是經常與宋朝修好,聯手抵抗遼兵。忽必烈謀攻宋,必須先聯結吐蕃,所以跟薩迦派(花教)的領袖八思巴會見,協助他政教合一,統治康藏。其後元朝成立,藏密薩迦派亦便入宮禁,傳世《大乘要道密集》一書亦於此入宮,所說的即是薩迦派的「道果法」。這時,吐蕃已成為元朝的屬國。
        明代時,藏密噶舉派(白教)興起,明朝於是改為支持噶舉派,封「大寶法王」,以及「大司徒」、「司徒」等銜,他們世代相傳,至今仍用這些名銜在弘法。現時的漢人弟子不知道這段歷史,將Dai si-to(大司徒)譯為「大錫度」,一時成為笑話,如今不知是否已經改正。
        在清代,則封賜格魯派(黃教),冊封「達賴喇嘛」、「班禪」、「章嘉活佛」。維持吐蕃成為屬國。
        自元至清,以迄民國,西藏已成為中國的屬國,至今已近八百年,所以如今連西藏人都不熱衷於獨立,只有一個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組織,接受外國反華基金的資助,提倡藏獨。他們的手伸得很長,可以說是遍全世界,光憑西藏人一定沒有這許多財力物力。
        如果追溯源流,由唐代開始的漢藏佛教交流,可以說是兩個民族文化融和的開始。由目前所得的資料推斷,藏傳佛教中最古舊的甯瑪派,其「大圓滿」教法即有許多跟漢傳佛教的禪宗相同,由是可知,達摩當年傳來的禪法,亦必有修習,非如六祖慧能所傳,唯是心法。例如世傳達摩傳有《易筋經》、《洗髓經》,相信前者應跟甯瑪派的氣、脈修習有關,後者則應跟明點(如內分泌等)的修習有關。至於這些,還須要深入研究,這恐怕即是漢藏佛學研究範疇內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