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錫永畫室 | 密乘佛學會 | 坎坎胡 | 粵語文化傳播協會
English
創辦人簡介 | 談錫永佛學著作 | 活動快訊 | 出版書籍 | 其他文章 | 文章連結 | 國際化教學獲得成果 | 聯絡我們
 

尋找香格裡拉——妖魔化與神話化西藏的背後         沈衛榮教授 講座

1933年,一位名叫James Hilton的人發表了一部題為《失落的地平線》的小說,一路暢銷至今,被後人稱為遁世主義小說之母。這部小說講的是二次大戰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一個世外桃源的故事。

1931年5月,外國人正慌亂地從印度某城巴斯庫撤離,一架英國使館派出的飛機從一個不明的地點飛往中亞的白沙瓦,結果被劫持到了一個叫香格裡拉的地方。當時飛機上有四個人,一個是英國的公使,名叫Robert Conway,還有他的一名副手、一名女傳教士和一位正遭通緝的美國經融騙子。當這四個人坐的飛機中途迫降在雪山叢中時,他們發現這個名為香格裡拉的地方竟是一個難得的世外桃源。

雪山叢中,有一個“藍月谷”,一座巨大的宮殿聳立於中央,最上面住著香格裡拉的主宰“高喇嘛“(High Lama),香格裡拉的居民匯集世界各路精英,管家是一位文雅、世故的漢人,還有一位漂亮的滿族小姐。香格裡拉有中央供暖、俄亥俄的阿克倫浴缸、大圖書館、三角鋼琴、羽管鍵琴,還有從山下肥沃的谷地運來的食物。

香格裡拉的圖書館裡面充滿了西方文學的經典,收藏的藝術品裡面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樂中竟有肖邦未曾來得及於世間公布的杰作,可以說世界文明的精華咸集於此。香格裡拉的居民人人享受著現代、富足的生活,隻有所有的西藏人卻住在宮殿的腳下,他們都是伺候那些喇嘛及其他居民的仆人。除了西藏人以外,這裡的人都長生不老。他們的“高喇嘛“已經活了250多歲。那位看上去很年輕的滿族小姐實際上亦已經接近百歲了。

1919年經歷了一次大戰的歐美年輕人成了“迷惘的一代”,特別是英國的很多精英知識分子和年輕人,經歷了這場殘酷的戰爭,他們滿懷著對人類社會幸福美好的向往,積極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戰爭粉碎了他們對世界的希望和夢想,無法再走上傳統的生活道路,於是開始尋找心中的香格裡拉。

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是一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可能比目前我們所面對的金融危機還要嚴重,是近代以來規模最大、後果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可想而知,在戰爭把自己的理想粉碎的時候,又遭受嚴重的經濟危機,當時的人們是怎樣一個精神狀態。接下來各個國家出現瘋狂的民族主義,最典型的就是德國的納粹開始猖獗。第二次大戰山雨欲來,百姓恐懼戰爭陰霾,飽受摧殘的心靈需要在香格裡拉這塊寧靜美好的伊甸園中得到了撫慰。

可以看出,香格裡拉是西方世界想要尋找的一塊美好的伊甸園。

在《失落的地平線》中反映的是時代的思想,反映了很深的帝國主義的烙印。在純潔美好的烏托邦理想下掩蓋了許多隱藏的暴行。香格裡拉隻是西方白人的伊甸園,而不是東方人的桃花源,更不是世界人民的幸福樂園。 香格裡拉的地理分布充分體現了這種平和的神權統治下徹頭徹尾的種族等級體系,住的越高,地位就越高,像“高喇嘛”住在最頂層,是一個平和的神權政治的最高統治者。外族的喇嘛們生活在屹立於宏偉巍峨的雪山上的喇嘛寺,而種植糧食的大量土著居民生活在下面的山谷中,這些就是西藏人,他們除了吃飯、會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就不會在做什麼了。在香格裡拉,他們是沒有地位的,隻是仆人。

西方人公開的聲稱,“我們認為西藏人由於他們所生活的海拔高度等原因,不如外界的民族那麼敏銳,他們是非常迷人的民族,而且我們已經接納了很多藏族人,但是我懷疑他們其中能否有人能活過百年。漢族人相對而言好一些,但是他們中很多人也隻活了一般意義上的高壽而已。我們最好的選擇毫無疑問是歐洲的拉丁人和北歐人,美國人也同樣受歡迎。” 從這些可以看出種族的劃分是非常明顯的,有很典型的帝國主義的氣息。

總而言之,香格裡拉是一座西方文明的博物館,香格裡拉是十八世紀歐洲人對於東方和東方傳統文化的幻想。香格裡拉是一個充滿了帝國主義腐臭的地方,它是西方人創造的一個精神家園。而不是我們的,也不是西藏人的精神家園。在這本書中經常提到:東方人難以進行精神交流,西方人的精神苦悶和終極追求是東方人不能理解的。所以,這個保存了世界文化成果的香格裡拉是西方文明的博物館,東方文化隻是裝點。

1937年,著名導演Frank Capra將《失落的地平線》拍成電影,這部同名電影使得香格裡拉的故事在西方非常深入人心。香格裡拉本身的來歷可能是作者靈機一動創造出來的,也可能是與藏傳佛教裡的香巴拉有些關系。但是現在沒有證據可以說作者知道藏傳佛教裡有香巴拉這個傳統。總之,在地圖裡,香格裡拉是找不到的一個地方,沒有辦法確定。從前美國的導彈發射基地就被稱為香格裡拉。美國總統休假的地方,現在叫戴維營,以前也叫香格裡拉。70年代開始,香格裡拉大酒店遍布東亞舊殖民地,在西方是沒有的。這是帝國主義的流風余續,以重溫帝國主義的舊夢。

香格裡拉=雲南中甸:Tradition on Sale。非常遺憾的是,幾年前中國雲南的中甸宣布這個地方就是香格裡拉。還有很多人出書證明這個地方就是香格裡拉。其實,香格裡拉就是一個莫須有的地方。如果把香格裡拉這種認同作為發展民族經濟的商業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從政治上講,是很不正確的。把雲南中甸裝扮、濃縮成西藏文化的一個縮影,我認為是一個不恰當的做法,這是在賤賣自己的傳統文化。這是內部的東方主義: Inner Orientalism,是取悅於西方,按照西方的設想制造一個東方的形象。這種傾向在近代和當代,包括電影、書畫、文學作品都有傾向。

將香格裡拉等同於西藏是西方出現的一種非常典型的傾向,它變成了後現代西方人的精神家園。這幾年,西藏包括藏族文化在西方非常的吃香流行,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西藏被西方人當成了香格裡拉,被整個西方世界當成了他們所期待的一個精神家園。這也是西方社會會如此持久的出現西藏熱的原因。實際上,大部分西方人對現實的西藏並不了解,也不關心。他們隻是關心他們心靈中的西藏,或者是他們虛擬的西藏,而這個西藏,就是香格裡拉的一個變種和發展。

西方人對西藏的熱愛是西方“東方主義“的一個經典例證。西方人視野中的西藏與現實、物質的西藏沒有什麼關系,它是一個精神化了的虛擬空間,擁有西方文明中已經失去了的、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東西。它是一個充滿智慧、慈悲的地方,沒有暴力,沒有爾虞我詐﹔藏族是一個綠色、和平的民族,人不分貴賤、男女,一律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這樣的一個西藏過去沒有在歷史上存在過,將來也永遠不可能出現。說穿了,西藏是西方人心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們觀照自己的鏡子,是他們用來確定自己認同的坐標,是經歷了工業化之後的西方人的精神超市,寄托了他們所有的夢想和懷舊之情。在這裡他們的精神可以縱橫馳騁,得到無窮的享受和滿足。與其說他們熱愛西藏,不如說他們熱愛自己。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回顧一下,西藏是怎樣被說成是香格裡拉的,西藏又怎麼會成為西方的後現代精神超市的。這是一個美麗的神話,但是,它不能給西藏、西藏文化、西藏人民帶來利益。

最近二十年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人對西藏的熱情有些泛濫,這是有很深的文化和社會背景的,而香格裡拉的神話恰恰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方的歷史上,對西藏認識一直都是這樣的美好的嗎?當然不是。如果,現在非常熱愛西藏的西方人士,回顧一下他們的先輩接觸、認識、理解西藏的過程,他們會很臉紅的。實際上,在幾十年前,他們對西藏的形象還是非常的不堪的。真正把西藏說成是香格裡拉,即精神家園,還是很晚近的事情。

西方人認識西藏的歷史始於神話傳說時代。成書於公元前五世紀的西方第一部歷史著作希羅多德的《歷史》中就已經出現了有關西藏的記載。其中提到印度北邊有一個民族,其居住的地方有碩大的螞蟻,擅淘金沙,它們在地下做窩,集聚金沙,可白天總有掏金者過來把它們聚集的金沙偷走。這個故事大概是西方人至今相信西藏有大量金礦的由來,盡管它沒有任何的歷史依據。令人詫異的是,在流傳於今克什米爾拉達克地區的藏族自己的民間傳說中,竟然亦有這種螞蟻掏金的傳說。

希羅多德之後,西方文獻中再次出現有關西藏的記載見於公元一世紀地理學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其中不但提到了西藏,而且還提到了一座銅色的山。銅色山是藏族人民心中的一座聖山,它是藏傳佛教大師蓮花生隱居的地方。於此,歷史與傳說雜糅在一起,委實匪夷所思。

公元一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有關西藏的記載非常少。西方人較多地了解西藏是從《馬可波羅游記》開始的。馬可波羅也沒有到過西藏(目前西藏自治區的范圍,古代叫衛藏,西藏東部是安多和康區,他隻到過安多那一帶地區),卻留下不少添油加醋的記載。他說西藏人是最擅魔術的人。西藏和克什米爾的“八哈失” (音)是世界上最厲害的魔術師,他的書裡邊提到了一個故事,說每年蒙古大汗,當時在位的大汗是忽必烈汗,他每年要去上都避暑,大家都知道,現在去上都,從北京開車過去隻要5,6個小時。可是當時要走上好幾個月,他每年去的時候,都會有一個西藏的喇嘛陪著大汗一起出發,因為天氣是不可預測的,經常會遇到大的暴風雨,可是隻要西藏喇嘛在旁邊,隻要他用魔法念咒,哪怕其他地方風雨大作,大汗所經過的地方一定是風和日麗的。這個故事,大家如果去翻翻我們漢文的文獻記載,翻翻元代有一本佛教的書叫《佛祖歷代通載》,其中記載的膽巴(音)國師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他的故事和《馬可波羅游記》中說的故事一模一樣。在元朝有兩位在大汗前面服務的來自西藏的很有名的大師,一個是八思巴大師,另外一位就是八思巴的弟子,名叫膽巴(音)的國師,是從旦麻之噶巴(音)地方來的,裡邊的故事跟他說的一模一樣。這是馬可波羅書中提到的西藏人的第一個形象。馬可波羅說的第二個形象是,他認為西藏人是世界上最不講道德,最不講廉恥的人,為什麼呢?就是他們的男女關系混亂,他說游客到西藏去,藏族的母親們就會親自把他們的女兒送過來,游客對此不用負任何的責任,走前隻要送一個小小的禮物就可以,而且受到這樣的小禮物越多,她們的身價就越高,這是世界上最惡劣的風俗,他還鼓動他的家鄉人到西藏去,吃這份免費的“午餐”。整個來說,這個故事影響很大,如果去讀一讀當時元朝留下的藏傳佛教的西藏喇嘛的形象的話,跟馬可波羅的這個說法可以說是大同小異。當時藏傳佛教的喇嘛在元朝的宮廷裡邊傳所謂秘密大喜樂法,就是指男女雙修,所以漢族士人認為西藏人,特別是喇嘛,是妖魔,他們傳的不是正法,而是妖法。從那個時候開始,可以說性化和巫化西藏和藏傳佛教,變成一個不管是中國也好,西方世界也好,一個非常典型的現象。所以東西方的人常常色情化西藏,認為西藏人在兩性關系上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民族。如果跟我年紀相彷的可能還記得,1987年,中國有一位作家叫馬建,寫了一部小說叫《亮出你的舌薹或空空蕩蕩》,這部小說的主題就是把西藏描寫成一個情色的地方,每個故事都和情和色有關系,並把它看成是落後 和愚昧的表現來描述。實際上,當時馬建在1980年代的中後期去西藏,而那個時候的西藏,也同樣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在社會、兩性關系上,西藏社會跟我們內地的社會沒有多少區別,根本看不到他小說裡面描寫的那些東西。那些東西都來源於他從自己的文化當中所接受的有關西藏的傳統說法。而這些傳統可以回溯到馬可波羅時代,也可回溯到元朝階段。

西方人和西藏真正的接觸是開始於傳教士的時代,第一個到西藏的西方人是葡萄牙的耶穌會的傳教士,叫Antonio de Andrade,他從1624年從印度來到西藏西部,就是阿裡扎布讓這個地方。在西藏停了沒多久,他就返回了印度。後來他就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重新發現大契丹或西藏》,這本書1626年在裡斯本用葡萄牙語出版,又很快翻譯成其他歐洲語言出版,影響非常大。Andrade對西藏形象的描述跟其他人比,相當的正面。他說西藏人是很有學問,很有禮貌的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是,他明明是第一個到西藏的歐洲人。他卻說他是重新發現了西藏,這也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為什麼叫重新發現了西藏,因為去西藏的目的是要去傳教的,傳天主教的教法,可是到了西藏以後卻發現,西藏早已經是一個“天主教”的王國,他認為西藏的喇嘛就是他們天主教的牧師,西藏人穿的衣服,那個大紅的袍子,西藏宗教的那些儀軌跟在天主教裡的那些儀軌,如灌頂洗禮等都非常的相似,所以他一方面非常高興的宣布重新發現了“天主教的王國”。另外一方面也覺得非常的失落。為什麼說失落呢,因為他本來到西藏去是要傳教的,他發現西藏不需要他傳什麼教了,都已經在那裡了。後來很多天主教徒都非常痛苦,他們說這是魔鬼的一個惡作劇。可後來這也給新教攻擊天主教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武器,說你們天主教本來就是壞東西,西藏的喇嘛教和天主教本來都是壞的東西,是一丘之貉。

從傳教士時代,我們講到十八世紀啟蒙時代。大家知道西方的啟蒙時代,可以稱為一個浪漫化東方的時代。在啟蒙時代,東方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形象。當時特別是法國像伏爾泰那樣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對中國的文化都非常的贊賞,他們甚至於認為歐洲已經走向沒落,歐洲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康熙大帝變成他們的皇帝,才有希望。中國是那麼好的地方,統治中國的這些領袖人物全是哲學家。而德國的那些啟蒙思想家對印度的佛教、佛學、印度的這些思想也非常的熱衷。就是在這樣一個浪漫的東方化的時代,西藏的形象,還是非常的不堪。一直被認為一個典型的東方國家的一個非常專制、愚昧、落後和非理性的地方。受到很多啟蒙思想家的批判。大家習慣於把東西方分成兩塊。將文明、民主、理智、個人做為西方的象征。東方就是非理性、愚昧和專制的代名詞。西藏更是東方專制的典型代表。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讀這些著作,就會知道像寫《社會契約論》的盧梭、法國文學家巴爾扎克都以非常負面的形象描寫過西藏。而德國的哲學家們也同樣如此,像康德有一段話非常有代表性,他說世界上有那麼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他就搞不明白為什麼西藏人整天什麼事都不做,一個人坐在黑洞洞的房子裡面,面對牆壁,兩眼發呆,這到底有何意義。像黑格爾還專門寫了文章,對活佛轉世制度、對達賴喇嘛轉世制度表示非常的不理解,並對它作了非常理性的批判,他認為達賴喇嘛即是人,又是神,神人合一,這是非常矛盾的,是不可能出現的東西。所以西藏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西方大部分人還是把活佛轉世制度當成是一種騙人的把戲。它欺騙了老百姓,是政治的一種伎倆。也很有意思,到現在,即到了90年代以後,大部分西方人都相信活佛轉世制度是真的,可是這時候反而一些在西方生活的一些活佛,主動站出來說活佛轉世制度應該搬到博物館去了。就像現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總理,桑東活佛,我曾聽他在一次在波恩大學所作的大會報告時說,至少75%的活佛都是假的。他自己就是一個假活佛,因為他小時候被選上活佛以後,他讀書不用功,他師傅就告訴他,我們選錯了,你這個活佛不是真的。那個時候他就相信,他自己不是真的活佛。而且他沒有跟他的上師們、先輩們有任何的精神聯系。他當時這個話一講,下面的人聽的都發呆,一片噓聲。西方人認為怎麼可能,活佛轉世應該是個很真的東西。所以一直到了80年代,不管是民間的輿論,包括研究藏學的專家門都認為活佛轉世制度,是一個政治的工具,並不具有宗教上的可靠性。

到了殖民時代,西藏形象當然就更不堪了,因為西方要向東方殖民,侵略東方,要是東方很好,是一個有文化、有知識、美好的國家,他們就沒有理由進行殖民侵略了,所以那個時候,西藏和其他的東方地區一樣,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地方。我舉一個例子,當時有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女醫師,也是位傳教士,她在西藏呆了11年,她後來寫了一本書,叫《與西藏人在寺廟裡和帳篷中》的書,說她在西藏生活了11年,從來沒有遇見過一位喇嘛,與他哪怕可以談談任何最基本的人生、哲學的東西。所有的喇嘛都近乎白痴般的無知,更不要說老百姓了。所以西藏受到殖民侵略實在是在劫難逃。這些傳教士對佛教肆意詆毀的同時,西方的這些佛學家,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東方學家也都對西藏非常的不屑,認為藏傳佛教是偏離原始、正宗佛教最遠的、最墮落的一個分支,他根本就不配叫做佛教,而隻能被稱作“喇嘛教”。

剛才講了西方怎麼妖魔化西藏的過程,接下來我來講講西方人又怎麼神話化西藏的過程。在前面說了,如果現在的西方人,一個熱愛西藏文化的人,回過頭去看看他們以前,一直到殖民時代所有有關西藏史的描述,我想他一定會臉紅。但在西方還有另外的一個傳統,是神話化西藏的傳統,這就是最後他們把西藏和香格裡拉畫上等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神話化西藏開始也比較早,是一個比較弱的趨勢,剛說的希羅多德《歷史》所載淘金螞蟻的故事,讓西方人相信,西藏遍地是黃金,很多政治團體就認為,中國把西藏做為領土的一部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西藏遍地是黃金。出於經濟的原因,不能讓西藏脫離中國領土。這當然是胡扯。第一個到西藏耶穌會的傳教士 Andrade,他在書裡也提到一個故事,讓西方人,特別是康德非常的欽佩,他說西藏有一個習俗,用死人的頭蓋骨,做成花鬘,拿死人的頭蓋做成酒杯等等,兒子可以把父親的頭蓋做成一個酒杯,這不是一種野蠻,而是一種哲學。西藏人每天可以從容的與死亡對峙,用這種方式來超越死亡,這是一種西方人永遠也達不到的境界。這個故事在西方有很大影響,讓我想起了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我們漢族文化裡,在元朝的時候,當時有一位西夏的喇嘛叫楊璉真加(音),他把宋朝的皇帝的陵墓都挖掘出來,把宋朝皇帝宋理宗的頭給砍下來做成一個酒杯,這是讓漢人痛恨楊璉真加(音)三四百年的主要的原因。這讓漢人覺得西藏的喇嘛傷天害理。皇帝的頭蓋都變成喝酒的酒杯了。可在西方,在康德的眼裡就是一種哲學,西藏人可以那麼從容的面對死亡,非常了不起。

在很早以前,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的哲學家,像康德這樣,他認為西方的一些古老的智慧、古老的哲學概念在西方已經失傳了,這些東西隻有在西藏尚存,所以他們認為遠古文明時代,甚至希臘羅馬時代或更早的時代,西藏和西方已經有了聯系,而在西方經歷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他們那些古老的文明智慧都失去了。隻有在西藏,沒有經歷現在文化污染的地方還保留了原始的智慧。把西藏變為尋找終極智慧的一個地方。這個因素在各個層面上都有。最近流傳很多的就是,希特勒、納粹對西藏都很有興趣,派了一個以歇斐(音)博士為首的考察團到西藏。實際上,這個使團不是希特勒派的,而是希姆萊派的,到西藏來考察,想要找到日爾曼人人種的來源。實際上這是夸大,他們並不是要找日爾曼人的起源,而是要找在西藏保留的各種各樣的物種。隻有在東方還有的物種。歇斐(音)博士回去後也寫了很多的書,很多著作來講述這些故事。我也在德國慕尼黑的國家圖書館看到了,當時希特勒和熱振活佛之間的通信,熱振送給希特勒一條小狗。整個故事被炒作的很厲害,有很多並不是事實。當時在西藏尋根的人很多很多,不光是尋找精神上的根,也有尋找種族的根的。現在被稱為世界藏學之父的喬瑪(音),一個匈牙利人,他到西藏為了尋找匈牙利人的根。匈牙利以前叫馬扎爾的人,這些人的來源他一直不清楚,很多人認為是匈奴人的後人。所以他想從語言上來尋找根源。他先到了俄國,沒找到﹔再到蒙古,也沒找到﹔最後找到拉達克,在那裡碰到一位英國殖民軍的軍官,他說:你不用去找了,你就留在這裡,我給你錢,你來研究西藏。這樣研究西藏所產生的價值更重要,他要他寫西藏的文法,編藏英字典。把西藏文化搞清楚了對英帝國主義有用。所以現代藏學的產生,是西方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結合的產物。喬瑪尋根是為了民族主義,而被英國的軍官資助,是出於一個帝國主義侵略的目的。

當然真正把西藏在西方炒得比較熱的不是喬瑪。喬瑪寫的那些書,在當時的西方人看來無疑就是說西藏人都是傻子,他花了幾十頁講西藏人怎麼穿衣服、怎麼騎馬,都是一些毫無用處的知識。真正使西藏喇嘛在西方有轟動效應的是十九世紀後期出現的神智學會。這個神智學會又叫通靈學會,創始人是一個半仙式的俄國婦女Madam Blavasky。她自小熱衷於神神鬼鬼的東西,17歲時嫁給了一位總督,但不到兩個月就分道揚鑣,從此浪跡天涯,尋求神智。她最初的興趣和職業是靈媒(音),曾到埃及學靈媒法術,未能如願通靈。隨後到了印度,最後到了西藏,自稱在扎什倫布寺附近隨喇嘛學了七年密法,終於找到了開啟神智的鑰匙。隨後,她在喇嘛的指引下來到紐約,創立了神智學會,很快風行一時。

實際上,這個神智學會是在當時反對進化論,反對現代化的背景下產生的一個所謂的科學的宗教。現代科學證明基督教的不少說法有漏洞,特別是達爾文的《進化論》所說的,人根本不是上帝創造的,人是猴子變來的。這使西方基督教信仰面臨嚴峻的挑戰。布拉法斯基夫人站出來說盡管天主教、基督教不靈了,但不等於說人類就不需要宗教了。就是說,人不一定是神創造的,但神的智慧是永存的。她要找回已經丟失的神的智慧,建立起一種科學的宗教,來對抗科學、對抗達爾文進化論。

當時她寫了很多書,給自己制造了很多光環,其中一個光環就是,說她有與西藏喇嘛心靈感應的功能,她的所有的著作都是喇嘛通過心靈感應向她傳達的,並教她如何向他人傳法。布拉法斯基夫人的書至今充斥於美國的大小書店之中,她的名著《西藏密法》中夾雜了一些藏文字,一看就不像是一位跟隨喇嘛學了七年密法的人寫出來的東西,因為沒有一個藏文字是正確的。書中內容其實是東、西精神學、神靈學的大雜燴,與藏傳佛法實在不搭界。可這位十九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女性的崇拜者卻遍布世界,通靈學會發展神速,全世界都有其信徒、會員。其中匯聚了很多鼎鼎大名的人物,像日本的鈴木大作,法國的大衛妮爾,意大利最著名的西藏學家Tucci, 瑞士的心理學家榮格、英國最著名的佛學家孔茲(Edward Conze)等等,都曾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信徒。我以前聽王堯先生講,他看到我寫的文章後,他說於道泉(音)先生以前可能就是Blavasky的信徒,他是中國的藏學之父,在國外待了很多年,回到中國以後他非常相信鬼神,從大躍進後來到文化大革命,如果哪裡有人上吊後來沒有死成,他就會跑去問他“你見到什麼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人家批斗他,說“你為什麼相信鬼神,你見到過還是沒見到?”我想這與他相信Blavasky是很有關系的。孔茲堅信布拉法斯基夫人是宗喀巴的轉世。後來西方有人研究說布拉法斯基夫人是十九世紀西方最有影響力的女性。

將西藏的神話化推進到一個新高度的是《西藏死亡書》的出版。可能連我們很多藏胞都不知道什麼叫《西藏死亡書》。我記得我們國內很有名的藏學家降邊嘉措先生以前到德國見到我就問我,“《西藏死亡書》是什麼東西?”因為他在德國訪問時很多人問他,後來我就說,《西藏死亡書》就是Bar do, 他恍然大悟,原來是那個東西。可是在西方,可以說是人人皆知,在西方閱讀最多的來自東方的聖典,就是這個《西藏死亡書》。其作者亦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粉絲,一位生性怪僻的美國人伊文思-溫慈。這個人曾在斯坦福大學學人類學,對東方的神秘智慧特別著迷。他曾追隨布拉法斯基夫人的足跡作尋求智慧之旅,最後他也到了印度、西藏,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從一個英國軍官的手裡拿到一卷書,並和一位喇嘛合作,把藏傳佛教寧瑪派所傳的一本密法儀軌翻譯成英文,題名為《西藏死亡書》,從此這部《西藏死亡書》變成了西方人所知的最著名的東方精神經典之一。

關於《西藏死亡書》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大家都知道,西方在六七十年代,也是一個很瘋狂的時代,也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嬉皮時代。美國嬉皮時代流行迷幻藥,有三位哈佛的教授,不務正業,制作化學毒品LSD,還鼓勵他們的朋友、學生、信徒一起試用這種毒品,令他們集體靈魂出竅,作迷幻之旅。其中的靈魂人物Timothy Leary被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稱為“活著的最危險的人”。在西方的性革命時代,Timothy Leary幾次被抓,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還派美女去把他騙回來,抓起來,他們最終都被哈佛開除出去了,但他們在美國嬉皮士中的影響歷久不衰。其中,他們做的一個瘋狂的事情就是,把《西藏死亡書》改寫成如何使用毒品的指南,說《西藏死亡書》中所描寫的那個死後世界就跟吃了迷幻藥所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樣,所以吃謎幻藥的人同樣可以克服、超越死亡。當時《西藏死亡書》又變得非常有名。Timothy Leary這個人確實魅力非凡,我看過一個關於他的紀錄片,講的是他面對死亡時十分地從容。臨終時,他叫人把他的頭顱鋸下來,妥然保管,待幾百年之後將它復活。他自信聰明非凡,值得後人好好地研究。

剛才說的是嬉皮時代,接下來我們講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這個New Age Movement可以說到現在還是方興未艾,在西方還是一個精神運動,從七十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也很難說清楚New Age Movement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運動,大致地就說它是一種不同的精神運動、生活方式和消費品的一個大雜燴,是從歐美玄學傳統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反動中滋生出的一種異端宗教、東方哲學和神秘心理現象的混合體。在表面的雜亂無章之下,貫穿“新時代運動”的主題是“對個人的頌揚和對現代性的聖化”,即對個人自我與生俱來的神聖性的根本信仰和對諸如自由、平等、真實、自我負責、自我依賴、自我決定等西方現代性的幾個最基本的價值觀念的肯定。晚近的“新時代運動”還進而對物質的繁榮、理財的成功和資本主義也加以神聖化。與六十年代文化反動運動對物質享樂主義的否定形成強烈對比,新時代人轉而肯定物質享樂主義,尋求精神性和物質繁榮、宗教超越和資本主義商業成功之間的和諧結合,視物質財富的富裕為精神覺悟的一種功能。 在西方,“新時代運動”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文化或者思想運動,可是在我們中國,對這個運動研究得很少,知道的不是很多。

這個運動對西藏神話的誕生有非常大的意義。可以說,“新時代運動”是對東方宗教傳統或者思想傳統的引進,不光是藏傳佛教。比如說豆腐,豆腐在美國的食品超市裡到處都有,品種可能比我們國內都多,豆腐也就是在“新時代運動”中引進的東方的一種生活方式。比如像“無為”這個概念,也是新時代人的一種標志性的生活哲學﹔還有像東方神秘主義,在我們這個年代很多人都知道以前出過《走向未來》叢書,其中有一本叫做《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這是當時美國加州有一個搞現代物理學的人寫的一本書。這是讓我們現在東方人很高興的一件事,書中提出現在西方任何先進的科學我們都古已有之,比他們都厲害。另外一個就是藏傳佛教,變成了在“新時代運動”當中一個非常耀眼的因素。

實際上新時代人不受任何一種固定的宗教傳統的束縛,他根據個人自己的興趣,或者個人自己的愛好,在精神超市裡找到各種各樣他所喜愛的宗教因素,然後組成自己的一種信仰系統。

與此同時,密教從六十年代開始,就變成了美國文化反動、性解放和性革命的一種精神上、政治上表明合法性的工具。所以,1964年,Omar Garrison出版了十分暢銷的《密教:性愛瑜伽》(Tantra: The Yoga of Sex)一書,鼓吹密教性技巧是取得長時間性高潮和最大性快樂的最可靠的手段。這也把藏傳佛教和密教聯系起來了。大家知道,密教應該是最初從印度傳到西藏的,可是密教傳統在印度本土已經不存在了,留下來的隻是在西藏。有人認為,藏傳佛教在世界上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密教,但是密教後來在西方被變成了一個性的宗教。我記得有一次有記者採訪達賴喇嘛,問他為什麼密教現在在西方那麼流行,達賴喇嘛說這可能是因為藏傳佛教有密教......這就說明可能與這個因素有關系,而這個與藏傳佛教本身沒有關系,是西方人把它想象出來的。

按照西方的傳統,特別是新教的傳統,幾個世紀以來,基督教視性愛為罪惡,而密教則將兩性的結合看成是打開人生新境界的道路,故成為打擊基督教的偽善和假正經的有力工具,是對西方世界的一個十分及時和必要的治療。直接、激進的密教十分受六十年代人的青睞,它給以暴力、毒品和濫交為標志的六十年代經驗賦予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意義,為其合法化提供了幫助。

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但其中這裡面有藏族喇嘛起的作用,其中一個喇嘛就是西藏的瘋僧仲巴活佛。仲巴活佛在東方不是很有名,在西方可以說是鼎鼎大名,這個人已經死了二十多年了,可是在西方的影響還是非常大。有的人稱他是上個世紀最富創意、最理想的密教上師,也有人說他這個人就是個瘋子,他的瘋狂和癲狂都達到了極致。他實際上是噶舉派的,從康區去的一個小活佛,後來他59年離開西藏以後很快就到了英國,在倫敦劍橋讀書,變成了劍橋社交圈的名流,開始教人修法。但是因為後來發生了他和一個英國不到18歲的少女結婚的丑聞,他又被迫離開了英國到了美國,在美國很快建立了一個有世界影響力的香巴拉中心,開始傳法。當時很多的西方名流都成為他的弟子。這個人的一切行為和我們所想象的喇嘛都是兩回事,他是世界各地最頂級飯店總統包房的常客,出入坐奔馳,女弟子排著隊跟他雙修,自己到後來變成酒鬼,上課的時候基本上都得讓弟子抬上去才能講課,而且他主持的法會經常到最後變成一個群交的Party。可是這個人絕頂聰明,到現在他的很多著作差不多在西方是很多學藏傳佛教的經典。他認為,他的瘋狂是游戲、是善巧方便、當頭棒喝,領弟子們走出精神的物質享樂主義的誤區。 所以他自己寫了一本書,到現在是西方的精神經典,叫《解剖精神的物質享樂主義》,他將弟子們對精神性和宗教的過份執著稱為“精神的物質享樂主義”。可是他的弟子們沒有被真正地領出這個誤區,一邊瘋狂地享受財富的增長和感官的滿足所帶來的物質性的喜樂,一邊尋找空山寂谷,關注心靈解放和精神超越。 雖然他已經圓寂二十多年了,可是現在美國每個大城市都有香巴拉中心。

跟這個有關的,也是必須得提到的,也是把藏傳佛教和性拉上關系的一部書,叫《欲經》。這部書本身不是一部色情著作,至多可以被稱為情色著作。大家知道,在印度留下來的文本不多,所以它是研究印度古典人文歷史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據說是公元前七世紀流傳下來的,真正成書是公元後四世紀。它講的是人怎麼相處,特別是男人和女人怎麼相處。它說,人生有法、利、欲和解脫等四大目標。法指善行、美德,利指財利、饒益,即物質財富,欲指人生愛欲、欲樂的滿足,而解脫則指脫離輪回,實現永遠的解脫。四者中間,法、利、欲乃世間之物,而解脫則是出世的東西,屬宗教范疇。於法、利、欲這人生三大目標中,德行最高,財利次之,欲樂最低,但三者缺一不可,都應該努力去追求。德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但也是窮人無法消受得起的奢侈﹔而貧窮絕不是美德,它不但令人難以享受人生的喜樂,而且也令倫理、美德無法實現,所以隻要無損於法,人就可以唯利是圖。同樣,隻要無損財利,人就可以恣意享受男歡女愛。青少年當力求獲得知識和財利,以保障日後生活無憂﹔青壯年當專心享受欲樂,方不虛耗此暇滿人身﹔老之將至才追求道德完美,以實現人生終極的解脫。雖然這跟共產主義相差很遠,但也絕對不是後人把它想象成的色情的,專門教男女行房事的書,裡面隻有一章講的是男女六十四種情愛之術,但是這部書整個的是教男人怎麼和女人相處,是充滿了對女性尊重的一本書。

這部書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被西藏非常有名的另一個瘋僧根敦群培改寫成了《欲論》。大家知道,根敦群培非常有名,國內國外都有很多寫他的書,有一本書說他是二十世紀西藏人文主義的先驅,地位非常高。這個人可以說是個天才,但是他的瘋狂也讓人非常吃驚。他是哲學家、史學家、詩人、畫家、游記作家和社會改革家,西藏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也為西方很多藏學家提供過服務,酒至半酣還能演示通梵文、巴利文、英文、日文等十三種語言的能力。同時這個人也是個瘋狂的酒鬼,鴉片鬼,一個色情狂。我在國外看過一個他生平的紀錄片,他在印度時的朋友說他幾乎每天都要去逛妓院。可是他也寫了很多非常有意義的著作,其中的一本就是《欲論》,可以說這本書是現代西藏的性啟蒙書。它跟《欲經》不一樣,《欲經》隻有一部分是講男女關系的,可是它幾乎都是講男女房事的,但這部書同樣不是一部色情的書,更不是我們所說的是一部完全很下作的色情的書,而確實有很多人文主義的精神。特別是作為一個喇嘛,他能夠把世俗人生的喜樂告訴藏人,這是很前衛的事情。大家可能受到對西藏情色化形象的影響,以為西藏人在男女關系上很開放,這完全是一種妖魔化的的形象,西藏社會本身就是一種男權社會,是一種神權政治的社會,男女根本就沒有平等可言。特別是在男女關系上面,女性根本就沒有享受到平等。根敦群培寫作《欲論》,我想這是他為了表示了對女性的尊重,真正把人性、人本調到一個很高的位置上寫成的這麼一部書。可是這樣一部書,根敦群培在書裡面講的明明白白,他說這部書和藏傳佛教沒有關系。根敦群培本人可以說是一個反潮流的佛學大師,他認為他根本就不喜歡他所信仰的,或者說是他生來應該信仰的藏傳佛教,這些都是胡扯。他要用非佛教的東西,來啟蒙西藏人。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這部《欲論》最近在九十年代的西方,被可以說是美國最有名的藏學家之一,叫Jeffrey Hopkins的人,翻譯成了英文,改寫成了《西藏性愛的藝術》。Hopkins先後出了兩本書,第一部講的是西藏愛的藝術,性愛,性高潮精神治療。講的是異性戀之間,怎麼來利用根敦群培的這部書,來提高自己性愛的藝術,達到精神解脫、精神治療的功效。因為他自己又是同性戀,他後來過了幾年又寫了一部《同性戀者的性愛六十四術》,又把根敦群培那部書作了改寫,改寫成同性戀者的性愛指南。當然這是他的自由,他可以這樣做。可是,這是個非常不道德的行為。他本人是一個藏傳佛教的專家,他有這麼一種權威的身份,然而他完全無視根敦群培 說我寫這部書是和藏傳佛教毫無關系的。他花了好大的筆墨,說這部書是藏傳佛教的一個經典,是讓人既享受人間的喜樂,又能達到精神解脫的一個寶典。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道德的行為。在西方這部書又變成非常暢銷,影響很大。這樣一部著作傳達給世人的意思是,藏傳佛教就是讓人既享受到現世的快樂,又可以得到精神解脫的一種宗教。這把神話化西藏提到了新的高度。

當然,關於神話化西藏的例子很多。大家知道好萊塢和西藏現在已經變成了非常有關系的地方。去年“3.14”以後、大地震以後,Sharon Stone說了一些讓我們聽著很不爽的話,但實際上在好萊塢真正代表支持“藏獨”、支持達賴喇嘛的人不是Sharon Stone,而是兩位男星。一位是Richard Gere,大家可能知道這個人,最早演電影有個叫《Pretty Woman》(漂亮姑娘),後來還演了一個跟中國有關系的,叫《紅角落》還是什麼。可以說,他這個人是一個在西方有很多女性粉絲的這麼一個大明星。一邊風花雪月,閱盡人間春色,一邊是自稱達賴喇嘛的密友,每天要打坐,坐禪,念佛。出了很多書,也是在紐約“Tibet House”的創始人之一。有一年好像奧斯卡發獎的時候,他就在台上講,希望鄧小平先生也在看這個奧斯卡頒獎會,應當怎麼改變西藏政策諸如此類的話。另外一位就是功夫明星叫Steve Seagul,可能看電影喜歡功夫的人知道這個人,穿一身唐裝。完全以功夫片,而且是很低俗的功夫片出名的這個人。這個人當時在達賴喇嘛在西方還沒有很紅的時候,他就開始支持達賴喇嘛,現在據說變成一個達賴喇嘛很頭痛的事情,因為到哪裡他都會出現,自稱達賴喇嘛的朋友,他的形象又那麼差,經常會起到很多相反的效果。所以,西藏可以說變成好萊塢的一個時髦,表示說自己是一種很另類的,超越美國自身文化傳統的一個標志。其實另外還有一個人,叫Uma Thurman,也是一個大明星。她自己故事不多,可是她爸爸是一個傳奇性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宗喀巴講座教授,叫Robert Thurman。這個人娶的太太就是剛才提到的那位Timothy Leary,把“西藏的死亡書”改編成吃毒品的指南書的那個人的前妻。Thurman這個人也是為西藏神話在西方流行起了很大作用的一個人,這個人在1997年好像還被評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25位人物之一。這個人早年是哈佛的學生,因為二戰的時候家裡有人死亡,很年輕的時候有隻眼睛被搞瞎了,大學裡面談戀愛又發生波折,所以他後來就開始厭世,追求新的另類的精神解脫。他在自己的文化裡找不到,後來有一次他去New Jersey看到一位蒙古喇嘛,一見到就兩腿發軟,腿就筋軟,開始拜倒在喇嘛腳下皈依了佛門。後來蒙古喇嘛又把他帶到了達蘭薩拉,跟著達賴喇嘛正式出家,就這樣做了一年半的喇嘛,後來就還俗了,又回到哈佛大學,念完書,開始是在Amhest做教授,後來到哥倫比亞大學,被稱為哥倫比亞 大學宗喀巴講座教授,在全世界傳播藏傳佛教。可以說作為一位學者,他寫了很多書,其中漏洞百出,經常基本年代都很成問題。可是作為一位宗教宣傳家,非常的有影響,非常的有力量。他把藏傳佛教,特別是格魯派吹到世界上最高的一個精神境界。他作了一個比喻,藏傳佛教是一個心靈的科學,心靈的宇宙學,喇嘛是心靈的宇航員,他們探索心靈所達到的高度,遠遠超越了西方現代科學所能達到的高度。所以西藏的喇嘛,是現在最杰出的科學家。他寫了很多很多的書,那裡用所有贊美的詞匯,贊美西藏的喇嘛。他也曾經把“西藏生死書”重新翻譯成英文,實際上“西藏生死書”和格魯派沒什麼關系,是個寧瑪派的著作。可是他把“西藏生死書”也改造成為一部心靈科學,解脫生死最好的一部指南書。就是這位先生,我以前在美國上課的時候就和我的學生講,作為一個學者他並不合格,而且他所描寫的西藏是有問題的,後來他到我生活的那個城市來講座,我讓我的學生去聽他的課,回來以後問他們怎麼樣,他們都說他wonderful,都被他吸引住了。他是一個非常有演講口才,有個人魅力的人。

所以,在我前面舉的所有例子的互相作用下,整個西藏和藏傳佛教被神話化了。 西藏變成了一個理想當中的香格裡拉,藏傳佛教變成裡西方人既能夠滿足於個人世俗的喜樂,又能達到最終精神解脫的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種精神指南。我的結論就是,西方妖魔化和神話化西藏的歷史反映的是西方人的一部心靈史,是西方社會和文化的一部變遷史。妖魔化也好,神話化也好,他們所說的西藏與現實的西藏沒有多少關系,當今西方人對西藏的熱愛,不是對一個真實西藏的熱愛,而是他們對所虛構的、想象的西藏的熱愛。他們對西藏的這些先入為主的觀念,嚴重的妨礙了他們與一個現實的西藏的交往。說西藏人沒有現代人的七情六欲,說西藏人從來就是一個精神的民族,說西藏是一個綠色和平的標本,聽起來挺好聽,但無助於顯示西藏的進步。他們所創造的這些形象,實際上都是人為地創造出來的。昨天我們還在討論西藏什麼時候開始變得環境特別嚴酷,沒有樹木的,結論是至少在十七世紀以後西藏就很少看見樹木了。根本不是像西方所宣傳的那樣,共產黨中國的大卡車,每天都在將在西藏砍下來的大樹搬運出來,所以把西藏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他們從六七十年代開始塑造出了一個綠色的西藏的形象,事實上綠色的西藏根本是不存在的,西方學者有人研究西藏是怎麼變綠的,環保這個概念其實在過去的西藏是很少有的。

顯而易見,隻有除去西方人強加給西藏的這些虛幻的東西,西藏才能回到現實中來。今天我們中國人也對西藏顯示了超乎尋常的熱情。希望大家不僅僅把西藏當作寄托自己夢想的地方,而是真正的關心這片高原潔地。我們關心的是一個現實的西藏,不要把西藏當作香格裡拉,不要把西藏當成一個精神家園,把自己的夢想都寄托在那裡,而是要真正的關心、幫助西藏。

謝謝大家。

王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