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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從語文學學些什麼?                                             沈衛榮

去年十月,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舉辦的北京2008年國際藏學討論會開幕式上,來自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Ernst Steinkellner教授作了題為《我們能從語文學學些什麼?有關方法學的幾點意見》(What can we learn from phil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remarks)的主題發言。Steinkellner先生是世界佛學耆宿、語文學大家,他用語文學方法處理梵、藏文佛教文獻之精致,已成世界同行難以企及的標准。請他來談語文學的方法,可謂適得其人。出人意料的是,Steinkellner先生沒有多談語文學和他所從事的專業研究的關系,卻大談了一通語文學方法對於實現人類和平、和諧和幸福的意義。他指出:語文學是一門研究文本的學問,其宗旨是正確理解文本之本來意義。而今天我們這個世界賴以繼續生存下去的條件就是需要人們正確理解個人、社會、國家互相發出的各種文本和信息。因此,語文學不僅是一種處理文本的學術方法,而且還是一種世界觀,是指導我們如何理解他人、處理與他人關系的一種人生哲學。

大家知道,語文學通常被歸屬於小學、朴學之流,與理學、哲學相對。在中國學界,它常被認為是一門從事實證研究的技術活。我本人從進入學界開始就偏愛語文學,但受這種觀念影響,有時亦會覺得自己所做的學問遠離義理之學,無法直接參與學術和時代的“宏大敘事”,心中有所不甘。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Steinkellner先生的報告,如醍醐灌頂,令我恍然明白過來,原來語文學不僅是正確處理古典文本的學術方法,而且也可以是關乎世界和平、人類幸福的人生哲學。真幸運當今學界還有像Steinkellner先生這樣祭酒級的人物,不但能將作為朴學的語文學的精美發揮到極致,而且還能跳出象牙塔,將作為理學的語文學的意義說得如此精當,將職業和人生、世界結合得如此完美。小子不才,今生唯Steinkellner先生馬首是瞻!

Philology,此譯為語文學,以前有語言學、言語學、語學、古典語言學、比較語言學、歷史語言學、文獻學、小學、朴學等種種不同的譯法。最早將這門西方學問在中國學界大力推介的是傅斯年先生。他在中央研究院發起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其中的“語言研究”指的並不是主要研究語言表達之形式(the form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的linguistics,即“語言學”,而是同時研究語言表達之意義(meaning),將“語言學”和“文字[文學、文獻]研究”(literary studies)結合起來的“語文學”(philology)。今天“史語所”的英文名稱作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中央研究院”又另設“語言學研究所”,與“史語所”區別開來,這或許說明“史語所”至今依然遵循傅先生當年建所時的宗旨,重視“語文學”研究。

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那篇有劃時代意義的學術宣言中,傅先生對“語文學”和將這門學科引進中國的必要性做了說明,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隨著梵文的發現和研究,歐洲古典語言學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發展迅速,其中印度——日耳曼系的語言學研究最有成就,帶動了其他語支的研究,導致研究語言流變、審音的比較語言學的發展﹔2,西洋人利用“語文學”方法,解決了中國人不能解決的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特別是中國人所忽略的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所以,如果中國學是漢學,那麼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是虜學,而漢學之發達得借重虜學。3,中國人沒有“語文學”這個工具,所以歷代音韻學者審不了音,甚至弄不明白《切韻》,一切古音研究僅以統計的方法分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國人必須借助“語文學”這個工具,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研究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和語言學。傅先生上述意見無疑對“史語所”的規劃和引進“語文學”方法、推動中國學術研究的進步起過重大的作用。但要真正理解傅先生當時提出這番意見的良苦用心,我們或當對西方“語文學”發展的源流和當時西方漢學研究的狀況有所了解。

迄今為止,我們無法給Philology找到一個大家認可的譯名,這或許是因為我們很難給Philology下一個確切的定義。隻有檢討這門學科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才能理解到底什麼是Philology?Philology這個詞來源於希臘語philologia,它由philos和logos兩個詞組成,前者意為“親愛”、“喜愛”、“朋友”等,而後者意為“言語“、“語言表達”和“推論”等,合起來意為“學問之愛”、“文學[獻]之愛”等。Philology最初表示的是一種對學問、文學[獻],以及推理、討論和爭論的熱愛,與熱愛終極智慧的哲學(philosophos)相對應。不過,古希臘傳統中這種寬泛的對“學問和文學[獻]之愛”(love of learning and literature)後來漸漸被專業化為專指對語言的歷史發展的研究,特別是到了十九世紀,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linguistics)研究在歐洲學界興起,成為Philology的主流。“歷史語言學”也稱“越時語言學”(diachronic linguistics),總括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linguistics)、詞源學(etymology)、方言學(dialectology)、音韻學(phonology)、形態學(morphology)和句法(syntax)等,重視理解發音、音變規則(sound laws)和語言變化(language change)的研究。在歐洲的學術傳統中,Philology常常是“歷史語言學”的同義詞。傅先生文中提到的研究語言流變、審音的比較語言學即指“歷史語言學”,中國老一輩學者亦多半稱Philology為“歷史語言學”。確切地說,“歷史語言學”隻是Philology的一個比較突出的分支而已,除了上述這些語言學研究內容以外,Philology還應包括對語言的歷史和文字[學]傳統(literary tradition),以及對古典文獻(ancient texts and documents)的研究。

傅先生在文章中著重提到的“歐洲古典語言學”實際上指的是“古典語文學”(classical philology),它與“歷史語言學”幾乎就是同義語。“古典語文學”一開始是對古希臘文、拉丁文和梵文的語文學研究,以後擴展到對所有歐洲、非歐洲和東方古代語言的研究。十六世紀初,歐洲語言學家發現了梵文和歐洲語言的相似性,於是推想所有語言都來自一種共同的祖先語言,即所謂“原始印歐語”(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觸發了古典語文學研究的熱潮。“古典語文學”主要是一種“比較語言學研究”,重視各種語言間的關系的研究。但它的興趣並不局限於語言研究,而是要通過研究各種古典語言間的關系和各種異種語言來弄清古典文獻的來源,並理解和解讀這些古代文獻。“古典語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歐美學術界有持久的影響力,多數名牌大學中曾經有過“古典語文學”,或者“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系和專業。

除了對語言變遷歷史的研究之外,“語文學”格外重視對文本及其歷史的研究。通過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ism)來重構和理解文本的本來意義,這是“語文學”研究最基本的內容。所以,它特別注重文本的發現、編輯、整理和解釋,遂成所謂“文本語文學”(textual philology)。今天很多人將“語文學”逕稱為“文獻學”大概就是這個道理。“文本語文學”有悠久的傳統,它起源於西方語文學家對《聖經》的研究,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歐洲宗教改革時期。語文學家們試圖通過對存世各種不同版本的《聖經》作比較研究,以重構《聖經》最本初的文本(讀法)。這種以重構原始文本為目的的文獻研究方法很快被應用於對歐洲古典時代和中世紀文本的研究之中,成為西方學術研究的主流。這種“文本語文學”留下了一個在西方學術界至今不衰的學術傳統——制作文本的“精(合)校本”(critical edition)。一個“精(合)校本”旨在提供一種可靠的、重構的原始文本,要求作者將同一文本的所有存世稿本收集起來,進行比較研究,並在其重構的文本的腳注中將各種稿本中出現的五花八門的差異之處一一標注出來,使讀者能對整個稿本的面貌和流傳情況有通盤的了解,從而對各種稿本歧異之處的正誤做出自己的判斷和理解。與這種“文本語文學”相伴隨的還有一種被稱為“高等批評主義(我看有些人就直接譯為“聖經批評”或“高等批評”)”(higher criticism) 的研究方法,注重考證文本的來源、成書的時間和作者的身份等,旨在能將一個文本置於還原了的歷史語境中來考察。由於語文學關注的因素大多數與對一個文本的解釋有關,所以在“語文學”和“解釋學(下文用詮釋學,或許應統一)”(hermeneutics)之間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界線。

十九世紀,“語文學”是歐洲學術研究的主流,也是科學化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標志。具體到漢學研究,十九世紀後期正是漢學在歐洲學術機構中登堂入室,正式成為一門綜合語言、文學、哲學、宗教、藝術和歷史的現代專門學科的關鍵時刻。作為一門包羅萬象的跨學科的學問,漢學並沒有自己特有的學術方法,漢學家不管是研究語言、文學、哲學,還是研究宗教、藝術和歷史,其最基本的學術方法就是“語文學”。按照傅斯年先生的觀察,西方漢學家處理漢文古籍對“一切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辨別等等”永遠一籌莫展。但在中國的“四裔”問題上,即所謂“虜學”上,西方學者卻游刃有余,中國學者反而一籌莫展。對此韓儒林先生曾作過精辟的總結,他說:“嘉道以後,我國學者在西北輿地之學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於受時代的拘限,沒能進一步利用新材料,採取新方法,出現了停滯不前的狀況,生命力就漸漸喪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輿地學家在古代譯名的審音勘同問題上,常用音差、音轉、音訛、急讀來解決問題,讀起來叫人產生霧裡觀花、牽強附會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學者則別開蹊徑,用漢語古音與民族語言或異國語言互相比對,進行解說,簡單明了,耳目一新,另是一種境界。”(韓儒林《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自序”)

由於近代中國受東、西方殖民勢力侵略的威脅,中國學者對西北輿地之學和邊疆史地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熱情,但由於缺乏對漢語以外諸民族語言的起碼了解和缺少必要的“語文學”訓練,遭遇瓶頸,成就遠趕不上西方學者。故傅先生說“丁謙君的《諸史外國傳考證》,遠不如沙萬(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作者注,下同)君之譯外國傳,玉連(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之解《大唐西域記》,高幾耶(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之注《馬哥博羅游記》,米勒(Max Müller, 1823-1900)之發讀回紇文書,這都不是中國人現在己經辦到的。“他提到的這些著作都是西方東方學家用“語文學”方法整理、研究漢文古籍和當時新發現的非漢語民族文字典籍的經典之作,他們開創的漢學研究新傳統隨即又被沙畹的弟子伯希和發展到了極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於風雨飄搖的時代,高瞻遠矚如傅先生者,他(刪)不但關注中國學術的進步,而且同樣關心學術的經世致用。因此,他不但重視漢學,而且也重視“虜學”,急切地要引進和推廣西方的“語文學“研究方法,以改變中國學者在“虜學”方面遠遠落後於世界的局面。傅先生本人深得“古典語文學”研究之精髓,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到的“審音之學”實際上指的就是“古典語文學”所重視的“比較語言學”研究,而引進“古典語文學”的目的,正是要借助這個工具來解釋中國古代語音規則,學習西南和中亞各種民族語言、文字,以解讀古代漢文文獻中出現的大量僅僅依靠傳統的漢(?)學方法無法勘同的名物制度及其譯名問題,從而真正讀懂漢文古籍。

“語文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對於當時中國學術之進步的推動是顯而易見的,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大師們在研究中國西北輿地、中西交通和漢文宗教、歷史文獻方面的成就之所以不但能夠超越錢大昕這樣杰出的乾嘉學者,而且還能與伯希和等世界漢學大家比肩,其重要原因就是他們不但精熟漢文古籍,而且深得西方“語文學”之精髓,懂得如何會通中西學術、將漢學和“虜學”的方法結合起來處理古代漢文文獻。在他們的引領之下,“語文學”在當時一代中國學者中間深入人心。就“歷史比較語言學”這個狹義的“語文學”方法來說,伯希和先生的親傳弟子韓儒林先生在研究西北民族歷史中的審音勘同方面成就無疑最為卓著,但就在歷史的和語言學的上下聯系中重構、理解文本這個廣義的“語文學”方法而言,民國時期的大部分優秀學者對此均奉行不違,因此他們能在極其艱苦的生存條件下創造出非凡的學術成就。上個世紀前半葉,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之間的距離並不遙遠。隻是在我們後來擯棄“語文學”這個學術傳統之後,中國學術復與世界學術漸行漸遠。

在西方兩千五百余年的學術傳統中,語文學家收集、編輯殘缺的文本,還原其歷史語境,添加上自己的評論,並將它們傳授給與他們同時代的讀者。沒有語文學家的辛勤勞動,一切過去了的文學[獻]傳統的輝煌一定早已灰飛煙滅。可以說,語文學家是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傳人。正如哈佛大學古典學系的Ihor Sevcenko教授曾經說過的那樣,“語文學是一個很窄的東西,然沒有它其他一切均無可能 (It is a narrow thing, but without it nothing else is possible)。”

不過,自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語文學的傳統在歐美學界受到了嚴重挑戰,作為一門有悠久歷史的傳統學科,語文學漸漸在歐美大學設置中淡出,或被重新定義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過去語文學家精心復原和重構古代文本之形式和意義的做法已成明日黃花,而“現代的”或“後現代的”文化學家們天馬行空式的文本解讀法(free-floating textual interpretation)卻常常招來掌聲一片。這種局面引起了有識者的警覺,早在1988年哈佛大學文學[獻]、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就曾召集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開會,就“何謂語文學?”展開討論, 探討語文學於當下這個時代的意義。當以印刷物出現的文學[獻]不得不讓位於電視、電影和音樂時,學者們必須解釋清楚為何他們還放不下他們手邊的書籍。語文學標准的降低,意味著知識的失落﹔如果學者的表述無法令當代讀者明白,他們從事的研究領域就會消亡,所以重興“語文學”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最近Hans Ulrich Gumbrecht先生更是深刻反省“文化研究”的缺陷,強調語文學的問題、標准和方法於當今學界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呼吁學術研究要回歸“語文學的核心實踐”(philological core exercises),以免失落思想的聚點。

與西方主流學術將語文學重新定義為文化研究的趨向一致,大部分傳統以語文學為主要研究方法的東方學學科受到了結合人文和社科研究的所謂“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挑戰。例如,沙畹和伯希和等學者當年熱衷的漢學、或者“虜學”傳統,現今受到了更關心中國現實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挑戰。如果說傳統的漢學是出於“學問之愛”,以弄清古典文本之本來意義為首要目的,那麼晚近的中國研究則轉變為從當今立場來解釋過去,借古諷今,使歷史為現實服務。相當部分從業者更多關心的是自己如何在解釋歷史文本時發明新招術,以贏得學術名望和地位。而這種著述多為稻粱謀的做派還每每被美其名曰“職業主義”。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人們自然更關心“宏大敘事”,而輕視入室的門檻既高、做起來又難的“語文學”了。

但依然有相當一部分學者,仍堅守“語文學”這個陣地,堅信隻有用“語文學”的方法來重構和解釋傳到他們手中的文本,發現和理解“文本”的本來意義,才是做學問的真諦。Steinkellner先生無疑就是這樣的一位學者。他堅持用“語文學”方法解讀梵、藏文佛教文獻,對佛學和藏學研究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因為還有Steinkellner這樣的先生存在,當今國際佛學和藏學研究才依然堅持以“語文學”為主流學術傳統。更可幸的是,Steinkellner先生對“語文學”的堅守,絕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爬不出象牙塔的冬烘先生,相反他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學術組織能力與他的學問一樣出類拔萃。他堅持稱自己是一名職業的語文學家(a philologist by profession),甚至不稱自己是佛學家,或者藏學家,原因就在於他不但將語文學視作他做學問的方法,而且也將它作為處世立命的基本人生態度,他的成功或許就在於他將職業和人生完美地結合到了一起。

Steinkellner先生非常明確地界定“語文學”即是“文本研究”(the study of texts)。盡管“文本”的概念范圍在過去幾十年間擴展到了所有信息載體,但他仍從傳統角度來理解“文本”,即“文本”是用固定書寫工具寫成的信息,它以將這個信息傳達給他人,或使它能傳之後世為目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作者寫作這個“文本”的目的是為了能讓別人理解它,所以作為“文本”的信息是一種有目的、有意識的溝通。與其他非語言的交流形式相比,作為一個語言群體主要信息載體的“文本”,其內容可長期保存,甚至不受自然和社會變遷的影響。即使它屬於的那個語言群體消失了,這個文本所承載的信息還可繼續存在下去,它或可出現在當代或未來的其他語言群體中。總而言之,“文本”是在人與人、社會群體與整個社會之間建立關系,甚或是人類互相聯結的最重要的手段。一個“文本”是一種組織形式的核心,它是建立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它能夠幫助我們創建和平、和諧和幸福。

既然文本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麼研究“文本”的“語文學”即是鍛煉理解這類用於溝通的信息的能力的一種努力。所有社會、國家都依賴理解信息而生存。所有社會從來都需要一批特殊的人才來完成這一任務,如記者、翻譯、語文學家、甚至間諜等。一個“文本”就其時間、地點、語言和文化而言與我們的距離越遠,我們為理解它而付出的努力就越大。在我們當今這個社會中,語文學家的工作不但十分有用,而且不可或缺。如果我們不堅持不懈地努力去互相理解社會、文化、經濟和其他日常生活需要等方面的信息,那麼暴力和災難性的敵對顯然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另外一種選擇了。

有人對人類理解他人思想的可能性提出質疑,因為根據 “詮釋學循環”(hermaneitic circle)理論,拘於自己的經驗和概念背景,在開始解釋他人的一種陳述時,我們身上帶著的全部精神遺產使得我們隻有能力在他人的陳述中理解我們自己以前早已經知道的那些東西。對這種“詮釋學循環”給跨文化的理解/誤解造成的巨大影響,Umberto Eco先生曾以他的“背景書“理論作過形象的說明,他說:“我們人類是帶著一些“背景書”(background books)來雲游和探索這個世界的。這倒不是說我們必須隨身攜帶這些書,而是說我們是帶著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得來的、先入為主的對世界的觀念來游歷世界的。不可思議的是,我們出游時往往就已經知道我們將要發現的是什麼,因為這些‘背景書’告訴我們什麼是我們假定要發現的。這些‘背景書’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不管旅行者實際上所發現的、見到的是什麼,任何東西都將借助它們才能得到解釋。”大概正是因為這種可怕的“詮釋學循環”,使得馬可波羅在中國竟然沒有看見長城、沒有看到中國人喝茶、用筷子、中國女人裹小腳等,卻找到了“約翰長老的王國”和“獨角獸”這兩種從來就沒有存在過的東西。Steinkellner先生承認這種“詮釋學的循環”起初是不可避免的,但若認為這個循環無法被打破則不但人類將無所作為,而且還是危險和不道德的。打破這個循環的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語文學”的方法。

Steinkellner先生以他的專業知識解釋說:試圖理解他人的陳述時,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堅實的起點,但這個常規的事實並不強迫我們非得接受“知我所知”這樣的格言不可,因為它有違直覺。我們可以將對一個句子或一個陳述的最初步的領會(preliminary comprehension)作為起點,然後將所有現存的文獻一個接著一個、互有關聯地放置於一個前後連貫的序列中。這個過程即將豐富和改進我們最初的領會,而每一個新出現的資料亦都將繼續改善我們的初步領會。這個過程一直進行到我們再也找不到更多的資料為止,然後我們可以一個假設性的解釋來總結我們的領會。如果以後有新的資料出現,後來者可以繼續這個理解的過程。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此時的理解距離我們最初的領會已經很遠。而我們還應該記住的是, 語文學方法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這個理解的過程可以在任何時候、由任何其他的研究者去緊跟和檢驗。

Steinkellner先生強調,否認人類具有理解他者的能力從根本上來說是違背社會倫理的,其結果會將人類的活動降低到隻能跟隨本性和欲望的程度。如果我們不認為他人發出的語言符號中含有可能對我們有用或有利的意義,那麼我們就停止了使用我們理解這些符號的能力,而它是我們作為社會生物自然進化至今必須具備的一種能力。事實上,隻有以這種理解能力為基礎,人類才能理性地和對他人負責任地去行動,才能為我們這個世界的生存做出貢獻。否則,連語言這一最重要的和社會活動中最必不可少的人類天賦也將變得毫無用處。

當然,即使以最佳方式理解他人,也不過是在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取得和平、和諧和幸福的一個必要條件,它本身還不是一個充分的條件。要取得這種更高的社會能力,理解還須由一種開明的態度做伴。這種開明當然不是“虛假的開明”(false tolerance),而是“真正的開明”(true tolerance)。“虛假開明”指的是耐心地容忍,例如當我們相信他人的主張太不恰當、或太愚蠢,故不必鄭重理會時,我們常常表現出這種態度。或者當我們相信我們無法阻止或者改變這種愚昧時,我們姑且聽之任之。而“真正的開明”指的是我們相信他人的觀點對他來說是有價值的,而且我們願意設身處地地去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培養“真正的開明”的態度同樣需要語文學方法的訓練。這種開明以他人同樣追求和平與和諧的理想為前提,而Steinkellner先生相信追求這種理想是人類常見和自然的狀態,很少有人有意尋求一種充滿動亂和爭議的生活。世界上個人與個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和平與和諧的實現必須依靠相互理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開明態度,換言之,開明是人類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和平與和諧的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如果我們想與他人聯合,實現和平與和諧的共同目標,我們應該正確地理解他們的想法與動機,了解他們的思想史背景,承認他們特定的價值觀、他們的文化傳統和所有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文化遺產,哪怕我們並不認同這些東西是有價值的。保護他人的價值觀和文化遺產通常是真正的開明和尊重的表征。

最後,Steinkellner先生呼吁大家要將語文學當作一門新的“主導學科”(leading discipline)來重視。晚近學術界將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像生物學和基因學等所謂主導科學上。不論這些生命科學對於人類的生存到底有多重要,我們不應該低估這類學科之進展帶來的尚不為人所知的結果的絕對危險性。我們需要做的是,努力去揭示與那些“主導科學”一樣重要的語文學的種種優點。“理解他者”是許多人文學科賴以奠基的一門藝術,如果運用得當的話,這種藝術也將為和平與和諧做出重大的貢獻。許多世紀以來,語文學不斷地發展和改進各種理解他者的工具,已成為一門文化的技術。借助其各種傳統、精致的理解“文本”的方法,語文學已經為完成在“跨文化能力”中教育我們這個世界的任務做好了異常充分的准備。對於那些正對世界和平、和諧和幸福肩負著最大責任的大國、強國而言,保護、鼓勵和倡導理解“文本”的努力都是絕對必需的,不管這裡所說的“文本”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作為“語文學”的核心,努力去理解“文本”可以成為在別無選擇的社會生活中定位的一個方式。在不同的世界觀、宗教和幸福觀之間進行的解釋性的對話將成功地為未來全球社會和平的形成做出貢獻。

顯而易見,不管是做學問,還是做人,我們都可以從“語文學”中學到很多的東西。為了正確理解一個文本,解決一個學術問題,我們必須像傅斯年先生當年所說的那樣,“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下最大的功夫去收集、編排、比較和它相關的所有其它文本,替它重構出一個可靠的語言的和歷史的語境,從而給它一個邏輯的、合理的解釋。望文生義,斷章取義,抑或過度詮釋,都與做學問的宗旨背道而馳。同樣,為了理解“他者”,並與他人共建和平與幸福,我們也必須將“他者”所發出的信息,放在屬於它自己的語言的和歷史的語境中來分析,以正確地“他者”的本義,並以真正開明的心態,尊重他人的價值觀和文化遺產,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如果跳不出“詮釋學循環”,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永遠將他人的文本,放在自己語境中來解釋,那麼這個世界必將充滿沖突、戰爭和災難。在今日這個世界,獲取文本、信息並不難,但要自覺自願地跳出“詮釋學循環”卻很難。人們習慣於根據自己的“背景書”來閱讀他人的文本,收集有關他人的信息常常是為了證實他們頭腦中早已先入為主的有關他人觀念的正確性。對與他們既定的觀念不相符合的信息,他們可以像馬可波羅當年對中國的筷子一樣熟視無睹。要打破這種“詮釋學循環”,既需要道德勇氣,但更需要“語文學”方法。一位現代的開明(tolerant)、博雅(liberal)君子一定是像Steinkellner先生一樣,為學、為人皆深得“語文學”精髓,且身體力行的人。

中國的學術背離傅斯年先生積極倡導、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先生身體力行的“語文學”傳統已非一朝一夕之事,盡管上述諸位先生今日復為學界響當當的大師級人物,但他們當年奉行的“語文學”傳統實際上並沒有受到今天對他們頂禮膜拜的後生學者們的理解、欣賞和繼承。這些偶像人物的學術和人生之所以成為傳奇,隻不過是因為它們正好與我們當下這個時代的“宏大敘事”合拍,變成了後者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中國學術和國際學術之“接軌”之所以舉步維艱,最大的困難恐怕並不見得是我們不夠“後現代”,缺少理論或“范式”,而是我們許多的學術著作離最基本的“語文學”標准都相差甚遠。時常聽人抱怨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不重視我們中國人的著作,殊不知,不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情況並非如此,而且即使今天西方人依然非常重視日本學者的著作。我覺得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的著作是不是水分太多?我們在解讀古典文本時不是有點太著眼於當下了?我敢說“語文學”基本素養的缺乏是我們這一代學人最要命的缺陷。

近十余年來,中國學者對海外漢學異常關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他人對自己的研究確有必要。可是,我們似乎迄今沒有找到正確評價海外漢學著作的立場和標准。不少來自海外的庸常之作,到了我們這裡卻成了不世出的“扛鼎力作”,凸現出我們的無知和愚蠢。而當我們掌握了諸如“東方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或者“後殖民主義”等各種批判的武器之後,原本色彩紛呈的海外漢學著作,一夜之間黯然失色。顯然肉麻的吹捧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都是非學術的做派。薩義德對“東方主義”的批判針對的主要是西方政治和文學表述中的“東方主義”傾向,對作為學術的“東方學研究”涉及不深。日後薩義德本人對西方學術界幾百年來用“語文學”方法整理、研究東方的文獻所取得的成果表達了極大的敬意,並視之為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顯然我們不可以因為沙畹、伯希和等杰出的漢學家曾經生活在殖民主義時代,甚至曾經為殖民主義在中國的侵略服務過,就把他們那些用“語文學”方法研究、寫成的、曾受到過傅斯年先生熱情贊美,也給中國學者帶來很多啟發的優秀作品的學術價值全盤否定掉。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不少不遺余力地批判對包括漢學在內的西方“東方學研究”的學者,往往對閱讀、理解東方的“文本”缺乏興趣和能力,卻非常熱衷於闡述“主義”、建構“話語”,積極參與學術與政治的“宏大敘事”,以打倒過去幾百年間樹立起來的學術權威,想今日“小子可取而代之也”。

不知今天是不是又到了“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時候了?或許中、西漢學家應該一起來響應Gumbrecht先生的號召,找回“學問之愛”,重歸“語文學核心實踐”,將“語文學”研究進行到底。見賢思齊,我們都來做一回Steinkellner先生的粉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