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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新流: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芳菲 邵立

沈衛榮:揮之不去的記憶

為什麼找一個中國人,一個漢人來當我們的藏文老師?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沈衛榮,在回憶起他16年的海外遊學生活時,對這一幕始終難以忘懷。

1992年,剛過而立之年的沈衛榮被公派到德國波恩大學攻讀中亞語言文化學博士,同時擔任藏文課的講師。他的出現遭到了德國學生的質疑。

“當時我回答,憑什麼你們德國人能學藏學我們中國人就不能學?再怎麼說我們漢人和西藏有兩千年的關係了,你有什麼關係?”

回顧自己的留德經歷,沈衛榮提起這段往事,覺得“德國人對中國人也是完全看不起”。

沈在波恩大學選擇了漢學作為自己的副修課程。博士入學考試古代語言時,不同於德國同學的古拉丁語考試,身為中國人的他接到的是一篇古漢語的試卷。

“拿出來題目我都發呆。”沈接到的題目居然是《孟子•梁惠王上》的古文翻譯――“五十步笑百步”一段,據沈說,是他“五歲就會”的文章。

“怎麼會呢?你的老鄉很多不會的,這是《孟子》裏的,那麼難。”德國教授覺得難以置信。

“這個故事誰都會。如果我翻譯的不好,那是我的德文不好,但我古漢語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沈衛榮說。

“這個學生極其優秀,在古漢語方面有很好的功底。”在看到沈的試卷之後,德國教授出具了這樣一個證明。於是沈衛榮的大部份古漢語課程被免去。

“當時我一點都不覺得是榮譽,只是感覺對中國人的看不起。”沈衛榮是這樣看待他的境遇的。

中國西域研究:落伍於世界主流

雖然憤怒,但沈衛榮不得不承認,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的忽視不是毫無根據。

作為國際上熱門的研究學科,藏學在中國也擁有三千多名的研究者。並且在每三四年舉辦一次的國際藏學大會上,中國都會從報名的四五百人中選出七八十人參加。

“中國派出去的七八十人,都無法跟國外學者在同一起跑線上進行討論”。研究漢藏佛教的沈衛榮把這句話重複了兩次。據沈介紹,這些人中的大部份開會只會在會場裏面轉來轉去,一句話也聽不懂,甚至被人認為是特務。

根據多倫多大學學者,佛學大師談錫永的學生邵頌雄教授的回憶,他所參加的一次藏學大會上,雖然有內地學者發表報告,但是人數卻遠不及歐美學者。

“研究藏學這3000人裏面真正優秀的可能不到十份之一。”沈衛榮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與世界主流有一定差距。

“我曾經在德國講過歷史課,講完之後,就有學生來跟我說,我們所瞭解的歷史跟你完全不一樣。”沈衛榮說。

在西方,一切對歷史的研究都是從研究文獻開始,而中國人則缺少這種培訓。中國人在講述歷史時喜歡把歷史事件在時間表上像通訊報導一樣羅列出來,然後再去分析它的原因影響。沈衛榮說這種做法很“小兒科”。

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國學者不懂文獻上的各種古文字,缺少了研究文獻的基本技能。

“例如粟特文,只有英國有人懂,日本有人懂,中國一個都沒有。”沈衛榮說。

粟特是生活在絲綢之路上的商業民族,在漫長的中世紀,扮演著東西國際經濟轉販的角色。但是從唐代開始,就被其他民族同化,而其文字也失傳於世。

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所教授榮新江介紹,對於粟特文,全中國只有北京大學的段晴教授懂一點,但由於非科班出身,要讀懂粟特文獻,還是有一定難度。

擁有同樣命運的還有吐火羅文。作為原始印歐語言中的一種獨立語言的吐火羅語,曾在西元後第一個千紀的後半期流行於塔里木河流域(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中南部)。但是,它與現代語言的勘對工作是兩個德國人完成的,直到現在中國也只有90多歲的季羨林先生懂。

另外像梵文只有北大有些學者會;至於西夏文,全世界會的都不到10人,中國的情況可想而知。

沈衛榮的同事,研究蒙古學的烏雲畢力格認為,中國學者現在對古代語言的瞭解,實質大不如前。

他在內蒙古大學的碩士導師,是蒙元史領域泰斗亦鄰真先生,通曉藏語、蒙語、波斯語和突厥語,說著一口流利的日語和漢語,而且能用英文寫作,看懂俄文的《資本論》,可以說是記憶超群。

烏雲認為,懂得多種語言是亦先生成為學術大家的首要條件。而他的語言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也一直為烏雲所推崇。

蒙元史另一位大家,南京大學的韓儒林老先生也曾提出過“兩根拐杖說”,即要將古漢語與外語相結合起來,對不同語言的歷史文獻進行研究。

只是在當今中國學界,學者們似乎更願意只利用翻譯的漢文文獻進行研究。

“學科領域裏很多人不想下更大的工夫。民族史的領域裏頭,一旦放棄語言這個東西,一條腿就沒了,就跑不快。” 烏雲教授表示。

烏雲畢力格自身懂蒙語、漢語、藏語、德語、英語、滿語和日語等7門語言。

“就像挪威那樣的小國,他們的中學生就英、法、德等語言都會,而且掌握程度都像母語一樣。以至於第二天問他們前天晚上看了哪國的電影,他們都記不得。”榮新江說,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在中國歷史系的本科生和碩士生課程表中,卻很少能發現這種語言的課程。

另一方面,在研究學術的資源方面中國也望塵莫及。

“在京都大學的圖書館沒有你借不到的書。”沈衛榮說。100多年來,京都大學的藏書一直沒斷過,即使是戰爭期間也是如此。

“德國的資料很集中。1962年在波恩大學建立語言研究所,那時的資料就已經是影印出版的,而中國在90年代才引入影印出版。之前的鉛字出版的資料就完全看不到原始文獻是寫在什麼樣的紙張上,周圍有什麼樣的注釋。”烏雲是這樣比較國內外資料體系的。

“為什麼中國的大學排名會在香港的大學之後?香港的大學多有錢買書啊。而且有意識地買書。”榮新江說。他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待過很長時間。

對於語言學研究的必要資料,《倫敦大學亞非學學報》,中文大學從19世紀創刊號開始便一直收藏。而國內藏書最豐富的北大圖書館,也因為文革的動亂而中斷購買很多年。

在歐美,圖書館早已聯網,德國的圖書館在1994年的時候已經可以跨國家調書,而中國的檔案和善本是在95年以後才陸續開放。

“我很少去人大的圖書館借書,因為我知道找不到我想要的。”沈衛榮說。

當然,在近代,西方人拿走的大量文獻和文物,也讓中國學者在研究時遭遇制肘。

其實對於西域地區的歷史語言,中國古代就有“西北輿地之學”的研究。在近代,也曾出現陳寅恪、王國維等大師。然而,20世紀的動盪與貧窮讓中國的學術研究總體進步遲緩。

與此相反,在20世紀初,以英國學者斯坦因、法國學者伯希和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頻頻考察中國西部,並帶走了數以萬計的文物和文獻。經過近百年的積累,西方學者在西域學的領先優勢越來越明顯。西域在中國,西域學在西方和日本,成為了一個令人無奈的事實。

2005年9月20日,黨中央接到了一份關於西域學現狀的報告。這份報告的提交人是兩位重量級學者:馮其庸和季羨林。

他們在報告中提到,對於歷史上,西域各民族的語言文字,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物和文獻。只不過,“這些珍貴的資料大部份在外國人手裏,其解釋權也由他們掌握主導”。

在這份報告後面,有一份5頁的附錄迄今未能公開,上面羅列了中外學者在西域各門語言學和歷史學的實力狀況對比。撰寫這份附錄的,正是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

“要在研究和國際上拼,你就得懂這種語言。這些死語言很多都是印歐語系的。而且西方人早就把很多資料掠走了。他們讀起來比我們早,而且有訓練的傳統。” 榮新江教授說。

早在19世紀,西方人就開始研究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古梵文,當接觸到新疆的東西時,他們很容易進入。

“東西出在我們這裏,最好的人(學者)卻在國外,那是愛國的老先生們最耿耿於懷的。”榮新江教授說。

但中國還是有一方面的研究優勢。

很多關於西域的史料都封存在國家檔案館裏。近年來隨著檔案的解密,學術研究有了很多的新發現和新領域。

烏雲教授介紹,隨著明代兵部檔案的解密,清朝滿文和蒙古文文獻的浮出水面,明末清初的蒙古史有了大量的材料,成為了史學的一個熱點。另一方面,近代的蒙古史的材料也逐漸被解凍。

而在佛學界,沈衛榮發現漢藏佛學教法與經典的比較研究是中國學者取得領先地位的突破口。西方的佛學研究,一直把東亞地區的佛教(如中國、韓國、日本等)與印藏佛教劃分為截然不同的研究領域。而漢藏佛學研究這一課題,在西方學術研究中,暫時仍幾近空白。

“在這方面,華人其實有我們的先天優勢。若能加以適當培訓及發展,當不難看到華人的佛學研究能於國際學術舞臺上別樹一幟、舉足輕重,有利於開拓佛學研究範圍的視野而做出我們的貢獻。”一直在海外研究的邵頌雄說。

西域學:“大國學”設想下的為國爭光之學

在馮其庸先生的構想裏,有一個大國學的概念。作為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家,中國不僅僅只有漢族的文化才是其代表。只推崇四書五經,不符合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定位,也容易引起民族主義的猜想。

他在交給黨中央的信裏也有提到,在西域的這些古文獻資料裏,“不僅包含著當時的民族風情,而且反映著西部不少少數民族政權的內附關係,以至於漢政權行政機構的設施等等”。

“我們建議急需做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研究機構,培養專業人才,並調集國內極少數的幾位專家一起來帶研究生;二是向國外派留學生,不僅學習這些古文字,而且可以在國外搜集原始資料。我們憑藉這些資料,一是可以向兄弟民族做歷史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教育,二是萬一有國際爭端的時候,我們可以主動利用這些資料,解釋這些資料。”馮、季兩位老先生在報告中指出。

“老先生輩的人就明白這件事,中國發展到這個地步,就應該有人鑽歷史語言研究的牛角尖。應該國家投入,要培養這樣的人才。” 榮新江教授說。

但關於西域研究究竟是不是國學的一部份,應不應該成為國學院裏的一個機構,卻一直存在爭議。

國學院攻讀碩士勵軒認為,在學術界,甚至在國學院內,西域學歸屬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因為人們觀念上的國學,通常都是指經史子集裏面傳統儒家的內容,與西域似乎沒有什麼聯繫。

“國學院有很多老師其實也有反對意見,甚至還很反感。認為西域研究一枝獨秀,把所謂的正統研究的風頭給打下去了。當時還是很生氣的。”沈衛榮弄了弄右手腕上的金屬錶帶。

而據國學院2005級學生顧家寧介紹,幾乎每一節課的老師都會給他們講不同版本國學的定義,同樣也是各自將國學的重點定義在自己的學術研究領域內。

“國學還是主要側重在文史哲這一塊吧,西域研究當然可以成為國學院的特色存在。不過要是單純把重點放在這個方面,可能還是太偏了一點。”喜歡中國哲學的顧家寧說。

“我並不贊同對學術研究範圍予以硬性的定義。不同學者,在其專注的研究中,自有其對該領域的廣狹之表達。但這不應由一人或一組人來作硬性的定義,否則即對學者研究的創意、深度與廣博,構成範限。”邵頌雄並不贊同對國學劃定範圍一事。

“和田文在敦煌出了一大堆,你說敦煌不是中國的?中國出的東西沒有人認識,光搞四書五經怎麼能行呢?馮先生的腦子裏是這樣一個大國學。”榮新江介紹說,在古中原地區發現的很多金銀器,都是粟特人帶來的,都打著粟特文。

“現在我們都是請西方學者來解讀,沒有人認識。在整個國家的文化上你就落後人家一步了。”榮說,西方國家很重視這樣鑽牛角尖的人,因為他們代表國家文化的最高點。

“像倫敦大學,哈佛大學,他們每年用很多錢作為經費,給這些研究西域的人。因為他們知道,只要有一兩個這樣的人在,就代表了一個大學甚至一個國家的學術地位。”榮新江說到這裏時,明顯地提高了語速。

“伯希和一生主要研究中國西域的語言和歷史,可他是西方學界公認的漢學大師。王國維、陳寅恪先生主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學,可他們眾望所歸地被聘為清華國學院的導師,由此看來,中西皆以西域歷史語言研究為漢學、國學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 沈曾經在一篇發表在《文景》上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在藏學領域,有些西方學者把漢藏完全地割裂開來。他們大都只精通印藏佛學,把西藏看成是一個精神的聖地,認為漢人在破壞西藏的文化的純淨,壓迫藏民。

而從事漢藏佛學關係研究的沈衛榮,卻理直氣壯地認為,漢藏佛教之間早已是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中國作為佛教最興盛的國家,應該是跟藏傳佛教聯繫密切。

“國家現在用經濟和政治的手段來把西藏緊緊拉在祖國這一邊。但沒有精神上的親和關係,還是會有離心離德的可能。”沈衛榮說。

所以只有在文化上證明西藏和中國其他地區之間的親和關係,證明漢文化和藏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夠維護祖國的統一。

但他同時反對純粹為了證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而進行的所謂“研究”,覺得那是十分庸俗的,他相信,紮實的學術研究對解決問題更有幫助,而且影響持續更深遠。

烏雲畢力格教授介紹,建立西域語言文化研究所,便是要研究除漢族以外中國境內其他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他所從事的蒙古學研究,在亞洲學裏,並不屬於顯學,但對於中國來說卻是至關重要。

在蒙古人稱霸歐亞大陸,被烏雲教授稱為“蒙古世紀”的13世紀,是中國領土形成最關鍵的時刻。漢唐對西域的統治比較間接,元朝則把整個西域、西藏、臺灣都拉到中國的版圖裏面。

“如果沒有元朝,中國領土到底多大?甚至世界地圖的繪製應該是怎麼的畫法,現在大不一樣了。”說到這裏,烏雲畢力格教授,高鼻子、小眼睛,典型的蒙古族人,會不自覺地目光鎖定在辦公室牆上掛著的世界地圖上,彷彿沉浸在蒙古騎兵在廣闊的領土上橫掃千軍的威勢之中。

“雖然學者沒有很強烈的國籍意識,但中國畢竟是一個傳統很強的國家。”自認是很國際化的榮新江教授說。

“我們還是要為國爭光,願意中國人能學到最高水準的學問。”榮揚起了握拳的右手。

歷史語言研究:西域研究的新平臺

2005年9月2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接到馮其庸和季羨林的報告後做出批示,要求財政部和教育部全力支援西域研究所的建立。

由此西域研究所便獲得了國家撥款的第一批1000萬的研究資金。而中國現在對國家級社會科學重點實驗室的每年的資助為2000萬元。

2005年,在去羅布泊的考察路途中,榮新江發現馮其庸在不斷念叨著西域研究所,需要一個有實力的學者主持。

榮想到了國際學術會議上,愛用英文德文流利提問的沈衛榮。他留意到,沈衛榮近年來,在德國、美國和日本頻頻發表論文,而且還有意向回國發展。

“我覺得他非常有前瞻性。國學院招兵買馬的時候,需要找一個西域所的頭兒,要有學術地位,又有後勁,可以到學校連篇累牘地出東西。”榮新江談到沈衛榮正在做的西夏黑水城的研究項目時說道。

“沈教授不但精於藏文,擅於漢藏歷史,而且亦有大學者的胸襟。”邵頌雄同樣也很欣賞沈衛榮。

榮新江翻找出了某次會議的名單,上面印著沈衛榮的電子郵箱位址。

10月中旬,在日本待了三年的沈衛榮正考慮是否該回北美跟妻兒團聚,卻接到了榮新江教授的電子郵件。

在這封郵件裏,榮教授自稱生平第一次,破例為馮其庸先生當說客。

“當時很感動,在國外居然這麼多年了,還有人能想起我。”沈衛榮說。

“以前我都是替人家幹活,到了這個年紀也差不多了,應該自己做些事情。”在得知馮其庸希望自己能夠主辦一個西域學的專業時,沈衛榮用連續兩個“非常”來表達自己的願意。

僅僅半個月後,沈衛榮回到了闊別16年的中國,與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簽訂了合同—用他的話來說便是出於“西域胡人的乾脆”。

他原本希望能得到同年紀的中國教授同等待遇就夠了,但卻成為了媒體上宣傳的“第一位高薪聘請的海外教授”。

“我在這裏可以教學生、建圖書館、自己出書,而這些是我在國外無法辦到的。”儘管年薪從在日本的54萬人民幣縮水到了20萬,但他還是覺得待遇已經比想像中好。

他聯繫上曾同在波恩大學讀博士的同學烏雲畢力格教授,兩人一拍即合。

“選擇來人大國學院是因為剛剛成立,覺得很多東西比較好做一點。老地方要改變一些東西是不太容易。”烏雲教授如是說。他所說的“東西”正是強調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方法,走兩人導師和歐洲漢學所走的路子。所以,他們把這個研究所的名字改為“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並已開設了藏語和滿語的課。

2007年的秋季學期,碩士生宋瞳每個星期四晚都要到人民大學的明德主樓去聽烏雲教授的滿語課。這門課只有10個人選修,但也有一兩個有興趣來旁聽的學生。

作為一種快死的語言,烏雲教授並不主張讓大家學會說滿語,但研究生們至少要看懂文獻。宋瞳說,教授會不時查看他們的筆記。

“因為滿文的筆劃特別難辨。但是老師他就那麼看一眼,就能知道你哪裏少寫或多寫了一筆。他讀滿文就跟我們讀中文一樣。”宋瞳很敬佩烏雲教授對滿文的精通。

此前,王炳華、畢波和孟憲實等有實力的學者已紛紛加盟西域所,德國科學院教授Peter Zieme先生也已經答應來國學院開設回鶻文課程。但沈衛榮還希望能夠招募懂梵文和懂西夏文的學者。

西域研究所正在人民大學人文樓7層建立專門的資料室。40平方米的屋子裏,整整兩面牆的書架上目前擺放的是亦鄰真教授生前30多箱藏書和烏雲畢力格教授自己的藏書。

亦鄰真教授的遺照擺放在資料室入門處的大書櫃上,凝視著往來的一切。書櫃裏擺放著“馬恩列斯毛”的全集,還有大量蒙古史、突厥史、藏史等有關學術資料。

“我的書比我老師的書還多。”烏雲教授裂開嘴笑了笑,唇上的鬍鬚變成了“一”字。他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大堆書,上面滿是蒙文、藏文、俄文、日文、英文和德文的書,還沒來得及整理。

實際上,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另一個角落,國學院的資料室裏的9000多冊藏書中,關於西域的書佔據了16個書架中的14個。

“當然這一些還不夠。”沈衛榮瞄了瞄書架裏排滿的一冊冊印刷精美的外文書說。每次他回去探望妻兒,都要在亞馬遜網站上訂好需要的書籍,然後用旅行箱千里迢迢地運回中國。他希望學生能夠多讀國外的書籍,拓寬自己的國際視野,瞭解國外做學問的方法。

而在民間,也出現了對西域研究所,尤其是對佛教研究的資助。

沈衛榮介紹,香港地產大亨李兆基支持的慈氏基金會為國學院捐出了一個佛教圖書館。不久的將來,漢文大藏經、藏文大藏經、還有一些只能在香港買到的佛經都會出現在國學院資料室裏。這些資料在大陸難得一見。

另外一位主導為國學院捐款的,是享譽海外佛學界的學者談錫永。

談錫永主要研究藏傳佛教的甯瑪派,並得到密宗的承認,獲得了上師稱號。

1998年,沈衛榮在赴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大學舉行的國際藏學會議時,在機場等候公共汽車往大學時,偶然機會下結識了當時也在候車的邵頌雄,進而認識了他的師父,談錫永上師。

邵頌雄稱,談上師很欣賞沈衛榮的“治學之孜孜不倦,以及對學術研究的廣闊視野”。

受沈衛榮邀請,談錫永在2007年9月,來到了人民大學為國學院作講座。

在談錫永為國學院的學生講完課以後,不少學生在之後幾天還到談上師的旅館進行三次座談,而且亦提出很多深刻的問題,甚為踴躍。

“談上師從來沒從其他地方的學生身上,看見這樣對佛學有深度而認真的態度。他深深為人大國學院學生的熱情所感動。”邵頌雄說。

談錫永開始在海外呼籲籌募漢藏佛學研究基金,以支持西域所的佛學研究,並援助國學院學生和其他在北京研究佛教的學生到國外留學。基金會的主席由有著名“報業女皇”之稱的胡仙女士擔任。

這份基金的計劃書還提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學者將被邀請到人民大學講學。談錫永上師更是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親自講授佛教課程。

目前,談錫永通過基金會和私人關係,已經在香港和加拿大籌得了500萬元的捐款。

“我希望以後能通過努力拉到更多的社會資助。”沈衛榮說。

西域研究所:充滿希望的蹣跚起步

正在逐步走上正軌的西域所面對許多困難,這些困難不僅僅是在學術上面。

“國內的本科生教育非常糟糕。”沈衛榮教授毫不諱言地說。

“不只是南京大學是這樣,全國的大學都是這樣。”他曾經因為在文章中提及了這點,而遭到母校南京大學的不少校友的批評,最後得到那些人這樣的回應。

他認為,與西方的精英式教育比較,中國還是有一定差距。例如在國外是超過25人便不能上課,而中國的大學課程規定則是少於幾十個人便不能開。

另一方面,在國內學術論文的評審體制上,烏雲畢力格和沈衛榮都感到國內外之間存在著差異。

“中國鼓勵年輕人寫文章完全是一種誤導。在德國,學校根本不鼓勵學生發表學術文章。他們覺得學者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應該是自己的博士論文。因為博士論文就是表示學生的獨立,以後可以自己做研究,自己發表文章。”沈衛榮根據自己在國外留學的經驗說。

“要做論文,必須看前人的研究文章,看原始材料,你才能發現哪些事情是你感興趣的。哪些人家還沒研究透,並且你有一定的技能,例如學會一門語言,這樣才可以去研究問題。做學問至少要知道它的前因後果,但現在中國人寫文章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能這個題目前人早就做了他們又不知道,只知道是個新東西拿來就瞎寫,這種文章就是個垃圾。”沈衛榮極力提倡在中國建立起來這樣一種學術規範。

烏雲教授則認為,出現論文垃圾的重要原因是量化學術論文。

“人文社會科學和理工科是不一樣的,不能量化,一量化就完蛋了。我們經常對學生說,亦鄰真先生如果在現在的體制下可能連講師也評不上了。”烏雲教授說到,他眼前的茶几上擺放著亦鄰真先生的文章集,一本934頁的書,這是亦先生畢生的成果。

“而現在一個人可能一年就出兩三本書。”烏雲教授說。

不過,據邵頌雄介紹,這是一個很常見的評估機制。他所在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也採用了量化評比的考核體制,但是卻主要是集中在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

“量化評比當然提供了一個客觀標準來評核學者或學生的研究工作,但同時亦可能對於某些人造成了‘重量不重質’的壓力與效果。而且,若量化評比是依期刊文章來計算,亦導致學者寧寫短文章而不願著書的局面。”在邵看來,這種考核方式對於學術而言,有利也有弊。

“整個學術體制不發達,還沒到那個水準。”榮新江教授說。他認為單從學術雜誌水準上看,國內外差異明顯。國外的雜誌都是請世界最頂尖的學者來批改論文,他曾經接到過長達十幾頁的批改意見。

但這些困難都不是最根本的。

“中國教育與教育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沈衛榮說。

沈衛榮舉出他家鄉無錫的一些父母的例子:“下了血本供孩子上最好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考完大學之後要麼升官要麼發財。卻沒有人認識到讓孩子成為一個真正的文化人,而是變成一個機器。教育本身的目的並不是這個東西。”

比起學歷,他更欣賞自己的蒙古族朋友,他們會在蒙古包裏喝酒盡興時高聲朗誦自己作的詩。

“但這在我們家鄉就會被認為是傻瓜。”沈衛榮說。

目前在國內,成績最好的學生大都紮堆到商科和經濟的專業裏,而並不是根據自己所好。沈衛榮認為這並不是因為中國學生更關注應用性強的學科,而是中國人本身學術觀念的缺乏。

“一般老百姓可能會認為這個學術是可有可無的。當然現在知識份子待遇高了一點,就想做個教授也不錯。不然的話根本搞不清楚為什麼還要去研究這種東西。”這是沈衛榮對教育觀念感觸最深的地方。

但榮新江則認為研究這些“鑽牛角尖”的東西,本身就是少眾精英做的事情。在英國的大學,只有個別真正的研究學人能拿到教授職稱,其餘的人都只是講師而已。而在中國,榮新江認為,有點像是“平均主義”下的“大鍋飯”。

“將來中國的學術層次肯定要拉開。中國人本身不缺乏什麼,只是缺乏造就人才的環境和機制。”榮新江說。

沈衛榮也認為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人們去研究才不會說只為了一個飯碗。

“不會說學了這個就可以掙錢,學了那個就可以當官。自己到底喜歡什麼,適合什麼,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我特別喜歡現在大三、大四的那些學生,他們都是由於對國學的興趣而從其他院轉過來的。現在我們的研究就是缺少這樣對這個方面感興趣的人。”沈衛榮說。

2004級本科生徐暢,就是沈衛榮所提及的那些“感興趣”的學生中的一名,她得知國學院成立的消息時,剛剛升上大二,出於對國學的興趣,她毅然從全國頂尖的人大國際關係學院轉了過來。

“或者就業,實在不行就繼續讀博士,以後再出來搞研究。”提起將來的路,她說到了目前的想法,學術研究在她看來是條備選道路。她同時副修了國際關係學院的第二學位。

“我們中國人多,總有幾個傻冒會願意冒出來,投進去的。”儘管承認形勢嚴峻,但烏雲畢力格還是對未來充滿希望。

“培養貴族要三代,培養學者至少也要三代吧,第一代苦的,第二代急功近利,第三代慢慢悠著點了,第四代就是精神貴族,我就做我喜歡的東西。”沈衛榮期待著這代精神貴族的到來。

“跟我學兩年也就夠了,到時跟我的德國朋友和美國朋友念博士去,以後再回來報效祖國。”沈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夠到國外走走。

現在,三十出頭的畢波教授,與當年的沈衛榮和烏雲畢力格一樣,遠赴英國倫敦大學,從事粟特文的學習和研究。

“如果十年以後西域所能夠成為人大國學院的亮點,能夠在國際上有些名氣,就算成功了。”在提到未來的目標時,沈衛榮說。

“人大國學院現在才一年多的時間,就已經成長到這樣的一個水準,這是很不錯的。我現在感覺我當初沒有找錯人。”榮新江很是稱讚沈衛榮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取得的成就。

“現在這代的年輕人很了不起的。他們從小就學習外語,將來語言方面的能力肯定比我們強。同時,更多的人出國學習再回來,找到了自己的興趣之後,我認為會有更多的人願意做這個‘苦差事’,做這方面研究為國爭光。”榮對未來充滿信心。

人民大學70年校慶期間,沈衛榮趁著休假,回了趟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家。

“我現在有空便經常回去。”對於夫妻長期分居兩地的沈衛榮來說,做“空中飛人”已經是家常便飯。

除了見家人,他還承擔幫國學院採購外文書籍的任務。

在國學院資料室的牆上,掛著馮其庸先生的題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神采飛揚。